大蛤蟆头的烟雾弥漫，炕上地下人群闹闹嚷嚷。
选举新队长的会议是在破破烂烂又空空荡荡的所谓生产队办公室进行的。那个办公室不过是一铺大炕，一张破办公桌，两把缺腿的椅子，或者还有一个什么也没装豁牙露齿的卷柜。
大队书记做动员，工作队长来帮助。
工作队就是“五七战士”，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来的机关干部，庄稼人戏谑地叫他们“五七佬”。“五七佬”是带着工资下来的，不希罕挣生产队的工分，又都是成年人，所以比跟社员抢工分、还偷鸡摸狗的“知青”集体户受欢迎。那些年，“五七战士”在乡下，应名是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其实是被城里的革命风暴扫荡到乡下来的。说是干部吧，已无公可办，说不是干部吧，单位还给开工资，兜里有活泛钱。其社会地位似乎高于社员，但口头上要说“向贫下中农学习”。有一首无名氏们创作的顺口溜，单道这“五七战士”特殊群体的好处：“五七佬，五七佬，穿的破，吃的好，见着鸡蛋就包了”。
说他们无事可做，也不尽然，公社和生产大队领导有时需要他们出面，或站脚助威，或帮助写写算算，抓几个不用花钱的帮工，何乐而不为？“五七战士”在乡下既无娱乐，又没地方逛街，闲饥难忍，就也乐得出面帮着张罗张罗，也算是一种混日子的方法。
大队书记提议卢志民做下一任队长。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卢志民获得一致通过。
类似的选举年年进行，队长的面孔一年一变，人们习惯了，一点没觉得今年的选举跟往年有什么不同。
没有谁意识到，红嘴二队的历史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历史在行将发生巨变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预见。
这极少数人中有一个人是陶永贞。陶永贞时任公社供销社主任，他一听红嘴二队选了卢志民，就竖起一根二拇指头，指点着说：“他当队长啦……他当队长啦……”
供销社的人看主任有点怪，就问：“你说谁？谁当队长啦？……”条子河公社一共有121个生产队，这几天都在改选，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新奇的。
但陶主任的神情分明在说：这是一件大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卢家老爹一听这消息就老大的不乐意。他对儿子说：“志民，咱可不能接这个差事，你看哪个当队长的得好了？要想整你，队里这帮茬子啥损招都使得出来。”爹是队里的棒劳力，也当过队长，卢志民知道，老人家起早贪黑，一心扑在队上，不贪不占，到头来还是叫一帮臭无赖给整下去了。
妈也出来拦挡，妈说：“你小，不知道厉害，队长可不是好当的，真要是香饽饽，能轮到咱们头上？早打破脑袋叫人抢去了。”妈当过二年妇女队长，妈的活计干得好，为人厚道，辈份又高，她被推举上去了，寻思话在人说，事在人为，人心是肉长的，老姊老妹的凑一块不容易，说句老话叫有缘份，大家伙一块地里干活，一本账上分红，以心换心，哪能你瞅我噘嘴，我看你瞪眼的？她尽心尽意干，到了归齐还是不中用，一生气就辞了队长，这回接受教训，说啥也不同意儿子再往这个套子里钻。爹不同意妈不同意，社员们同意，工作队也觉得这个新队长又有文化人又机灵，是个好苗子，就上家里去做说服动员工作。
“大娘，就答应叫你儿子干吧，他准行。”
“不是我不叫他干，他实在还嫩着呢，你们等几年吧，等他长成了，能拿主意了，再干不晚。”
“六老太太这么明白人，说话咋糊涂，我们看志民这年轻人话敢说，事敢做，咋还说没长成？大娘，你是把自个儿子看小了，他一准能行。”
“你们说他行，我偏说他不行。”
工作队给说笑了，就往深里劝：“大娘，志民都是娶了媳妇的大人了，他自个儿都不推迟，你老就别管了。”
卢志民确实没怎么推辞，尽管也有一些思想斗争。问题出在市棉纺织厂那边。在这以前，他们也觉着这小伙子是块好材料，比好多正式工人都强，但也没想的更多。这回一听他被选上队长了，就觉着他真的是个人材，他们不想放他走，就提出来要给他办转正手续。这一办，就可以离开农村，成为工人阶级一员了，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但对卢志民来说，在他面前，还有另外的更强大的吸引力。从打上中学以来，埋在他内心深处的城乡差别、城尊乡卑所产生的压抑情绪，就没有缓解过。内心里老是发狠，一定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形象，一定要做出个样儿来给城里人看看，叫他们不敢小瞧了我们。可是，跑到城里来，给人家扫院子，清厕所，打零杂，就能改变得了吗？要是真刀真枪地干，得回去。光回去不行，一个老社员，扔下耙子就是扫帚，除了干活就是吃饭，庄稼年年长，人由青年变老年，今天还是一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牛犊，明天就成了除了嚼草料听吆喝以外，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的倦骡子了。要想干，得有权。得在那一亩三分地上说了算。当个好农民，是个人的事。当上队长，影响就是一大面子，说不定能干出点名堂来，一定要干出名堂来。不是小名堂，是大名堂。
思绪像汹涌的潮水，在心里奔腾，冲击得他睡不着吃不香。
我们考察卢志民的思想脉络，很容易发现，他内心深处跃动不已的东西，就是要改变家乡面貌，这几乎成了他生存的目的。
青年卢志民思想的内核，说到底，可以用“争口气”三个字来概括。
与贫穷争气，与农民的苦难争气，与不公平的命运争气。
“争口气”的想法贯穿着卢志民和红嘴子事业的全过程。
这个起点不算太高，可也不低。说不高，是说他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缺少早期共产党人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雄心壮志。说不低，那是说在中国和平建设的年代，农村、农业和农民这所谓“三农”问题，实在是最要紧不过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多少年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而远在东北乡下的一个小青年早就认识到了，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位在改变农村面貌这一个基点上，他就抓住了中国最紧迫的课题。说他是先知先觉，并不过分。他有这样的先知先觉，有赖于他身在农村，又万幸，他生活的地方相当贫困。他想的和他要做的，都是具有充分生活依据的。所以他一点都不浮燥。
他的想法是非常朴素的，又是非常现代的；是非常实际的，又是非常崇高的。
卢志民在红嘴这一方小天地里掌权以后，大刀阔斧，变单一的农业经营为农工商全面发展，他把生产队变成公司，再变成集团，他改农民式的每年秋后一分红为月工资制，他在公司和集团内部开展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老年人退休金制度和全面的福利制度，他在屯子里修建柏油路、公园、俱乐部、园林化厂区和生活区，他把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住宅改为多层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居民大楼，让他的乡亲享用自来水、天然气、电和室内卫生间，还有，他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障乡亲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年年提高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提高集团全体成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鼓励大家适度消费，该穿就穿，该用就用，不做土瘪财主，要当能劳动、会生活的现代人，让红嘴子人成为受尊敬的、令人羡慕的人，等等这些方面，无不融会着他的为红嘴子人，因此也就是为整个农民争气的思想观念。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卢志民在生产队长这样一个像撒芝麻盐一样遍布我国广大农村的最不起眼的小“官”任上，做出了那样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而许多官职比他高、权力比他大的人，却不能有所作为。除了个人素质——例如敢于决断，勇于实践，意志坚强……等原因之外，卢志民的思想起点比较切合实际，恐怕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切只要涉及到改变农村面貌的事，他立刻就会聚精会神、勇气百倍。这是他的兴奋点，唯一的兴奋点。
1970年12月30日，在“文革”的狂风巨浪中，21岁的返乡知识青年卢志民，就任四平市条子河公社红嘴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
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屯堡红嘴子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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