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现身法像之现代诠释叫做奇迹。
但本书读者还要耐心等待，它暂时还不会出现。大凡奇迹都与人有关，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人又要受到种种制约，主要是时势的制约，所以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曾造就过一位智慧的化身，卧龙先生诸葛亮。诸葛亮身上闪耀着中国人所有能够想像出来的智慧光芒，但他的智慧光芒之耀眼闪烁有赖于汉末的乱世。乱世是英雄的舞台，他受这舞台的限制，而他又反转来改变这舞台上的戏剧之发生、发展和高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诸葛亮就没有三国的纷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卢志民就不会有红嘴奇迹。
人，有改变生活环境的想法并不难，下定决心、乐此不疲则难。
卢志民一旦认清了自己只有回乡一途而别无选择，他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任凭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也好，莺歌燕舞也罢，从此以后，都与他不相干了。
回家的当天，他就对妈妈说：“妈，明早队里敲钟，喊我。”
妈说：“忙啥的，你刚回来，歇两天再说。”
卢志民说：“妈，我不累，不用歇。”
妈说：“我是怕你起不来。三点半就敲钟呢。”
卢志民说：“我知道，我也不是没在队里干过活。”
妈说：“那成。你就早点睡。”
第二天，队里的钟一响，没用妈招呼，卢志民一轱辘爬起来，揉揉眼睛，摸把锹，推开门就闯到星星地里去了。
季节已经是初冬，万木凋零，大地萧瑟，举目四望，除了白茫茫的一片雪野，看不见任何生命活跃的景象。早晨三四点钟，本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庄稼人管这种时候叫“鬼呲牙”，意思是连小鬼都冻得合不上牙帮子。人又怎么受得了呢？
卢志民受得了。他的心里揣着一团火。这团火从中学里的炉勾子事件旺旺地烧到今日，它还会长久地烧下去，即或在红嘴子富甲一方之后也没有熄灭。
这天的活计是刨大粪。粪堆在屯子正当腰，已经积攒了一冬八夏，此时早冻得像一块小山样的生铁。一镐头下去，粪渣子和粪沫子箭一样四下里乱飞，兴许飞到眼睛里，也兴许飞到嘴里，还有小碎块，一下子落到袄领子里，下意识地一缩脖，热身子一拘孪，小粪块顺势溜下去，一直落到裤腰，被暖化成一片土沫。
年轻的人，庄稼院后生，吃五谷杂粮、喝辘辘井水长成膀大腰圆，从拿得动一把条帚开始，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稍微长大一点了，大人就给打一把小扒锄，跟着干庄稼活。好歹上了学，应名是学生，哪能像城里孩子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不少人留了洋，说是半工半读，边上学，边打工，当成了大事宣扬，家里人也蝎蝎蜇蜇，好像吃多大苦，遭多大罪似的。其实要和当初以及现在某些地方的农村孩子比，一个是在天上，一个仍在地下。中国农民的儿子们一向是边上学边做工的，这在农村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宣扬，也根本用不着宣扬。
卢志民回家种地，并没有觉得多大负担，起五更爬半夜，早就视同家常便饭了。
不心疼的是力气，喜欢流的是汗水。一天下来，干的活计和别人一样多，计工员犹犹豫豫，有心给记整劳力工分，又考虑是刚出来的小青年，应该算半拉子的。比半拉子多给两分，记了个8分。
卢志民不服，找队长问：“8分啥意思？为啥给我记8分？”
队长说：“8分就不错了，没看谁谁谁才6分。”
卢志民说：“我一点儿没叫别人拉下。”
队长说：“你是咬牙硬挺着的，当我没看着咋的？”
卢志民说：“那说明我的精神好，更应该多记两分。”
队长没词了，转身对记工员说：“往后就给老卢家二小子记10分。”转身又问大伙，“你们说该当不？”
大伙都说；“那咋不该当，人家那叫干到份儿了。”
卢志民回到家，累得爬不上炕，恨不得眼前有只猫，拽猫尾巴上去。
从打进屋，妈的眼睛没离开过他，这时走过来，说；“志民，把你手给妈看看。”
卢志民藏起手，说：“手有啥好看的？”
妈抢过他的手，看了，摸着上边的燎浆大泡，说：“我的儿，你不会抻着点干？”
院子里车响，爹回来了，妈转身迎出去，跟爹说：“志民没颓。”
岂止不颓，他还简直成了庄稼地的行家里手。割地，刨楂子，和泥，脱大坯，庄稼院最累的活计，他都干得了。“老一辈人讲话了，进什么山拜什么佛，过哪河脱哪鞋，人活一世，草长一秋，要想立住脚跟，就得适应环境，适应了才谈得上改造。”红嘴集团总裁在谈到他刚回乡时的心理状态时说。
说是适应环境，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前边提到的那位队长在和我谈到30年前的返乡青年卢志民的时候，为我描绘了一幅更令人感兴趣的形象。
那位队长叫柴宝义，如今已驾鹤西去。他曾任红嘴子蔬菜队长多年，当年和我谈及此事时，老人身体硬朗，记性好，说话也很善于表达思想，不像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农那样拙讷。
前任红嘴二队队长清楚记得，他们总裁是在年方二十的时候回家务农的。就像前边关于记工分的小小争执那样，他印象中的卢家二小子不是一个服管的人。
“正是二十郎当小岁数人，哪有啥正经事？”柴队长说。
他说的“正经事”就是听话，他认为卢家二小子老不听话了。
“幸亏我抠扯的严。”柴队长说，“卢志民是个犟性眼子。按理说，队长分派活计，你一个小年轻的，任嘛不懂呢，叫干啥你就干去呗。他不，他非要自个儿琢磨出个道道来，跟你拔犟眼子。”
“怎么拔的，你举个例子说说。”我请求说。
“还愿意听例子，”柴队长笑了，说，“例子多去了。北山那边有两垅地，我说，‘小半拉子，你去铲吧。’他站着不动地方，也不言语，就像没听着似的，我问他，‘哎，你没听着啊？’”
卢志民说出话来能把人顶个跟头：“我不是小半拉子，我当你跟别人说话呢。”
老队长还记得另外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派活计时候，他把卢志民从人堆里叫出来说；“老卢家二小子，河边上那一小堆粪，你去倒倒。”
卢志民说：“倒完了今个儿就没我的事啦？”
柴队长说；“那可不行，干完了那个还有别的。”
卢志民笑嘻嘻地说；“那呀，那堆粪怕是一天倒不完了。”
卢志民在生产队里干了一年活，第二年到四平棉纺织厂当临时工，是爹托人找的。他到厂里去，分派的活计是跟车拉布运棉纱，不出车的时候就干杂活，扫院子什么的。每天能挣一元钱，比在生产队里强。这时候他已经结婚，娶的是市里边一位工人的女儿刘香兰，他得挣钱养家糊口。
刘香兰高个，团脸，大眼睛，是个美人胎子。虽说是城里人，但是她不嫌弃卢志民，她认准了这小伙子有出息。多年以后，原先的好姊好妹们聚一堆唠嗑，都说香兰有眼力，有见识，说“女人强，嫁好郎”。好姊好妹们没一个不羡慕她。现在的刘香兰在红嘴卫生所里早去晚归，家务活也整理得井井有条，不用丈夫操一点心。她还是婆婆六老太太眼中孝顺的儿媳妇。流行的说法是“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个成功女人”，卢志民成功了，刘香兰也成功了。难得的是，权高位重的总裁夫人还保持着原先贫家媳妇的纯朴。在卫生所里，她为人低调，随和，同事关系好，叫人一点儿看不出她的高身份来。
临时工卢志民成了家，有了责任，任什么样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如果有谁在这个时候见到这位手脚勤快的青年小工，他绝不可能想到，十几二十年以后，这个人将要以他惊人的业绩震动四平市乃至全中国。英雄本无种，大器成时也未必就有先兆。甚至就连他自己大概也多半没有想到，自己还会有叱咤风云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很快也就来到了。
磙子响，选队长。我国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就是这样。庄稼一上场，工作队就下来搞运动了。首先进行的是改选生产队领导班子。体制决定领导方式。谁当头头都没有锦囊妙计带领大家搞好生产。生产搞不好，生产队就穷，社员就有意见，加以有的带头人真的作风不正，上来就捞，明知秋后得下台，捞多少算多少。因此造成了生产队长年年换的局面，除了智商不全，四六不懂的，差不离的劳力都荣任过队长——这几乎可以算作人民公社体制的一大特色。
1970年底，红嘴二队磙子又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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