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志民在与社会黑势力及领导层中人情风的斗争中，显示的卓越品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忠和勇。卢志民赋予了忠勇以崭新的时代内容。他忠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勇敢捍卫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应用和卓越体现。
他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现在，让我们来看卢志民的另一面。
也是对待一位触犯了党纪国法的人，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做的。
这个人是禹作敏。
禹作敏曾经名震华夏，誉满全球。1987年，卢志民获得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时候，禹作敏也榜上有名。卢志民是“中国第一村民小组”的带头人，禹作敏是“中国第一村”的带头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是生产大队，比红嘴子的生产队高出了一级。第一次全国“十佳”之后的每次荣誉命名，凡有卢志民的，都有禹作敏。禹作敏领导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地处京津唐黄金三角地带，远不是红嘴子的偏居关东一隅所能比拟的。所以大邱庄比红嘴子名气更大，禹作敏比卢志民名声更响，就在情理之中了。
禹作敏年龄也比卢志民大得多。卢志民一向奉他为自己的兄长和学习的榜样。
禹作敏一度成为了中国农民企业家的总代表。卢志民写过一篇文章评价他（顺便补充一句：卢志民虽然在学历表上只显示着中学文化程度，但他的实际文化程度高得多，他喜欢自己动手写讲话稿。我参加过一个会，听卢志民讲话，从下午两点讲到六点半，讲话稿就是他花一天半时间写成的。那是红嘴集团总公司召开的2004年度计划大会，与会者1000多人。会后，我要来了那篇稿子看，厚厚一摞，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很少
改动。他还会写文章也爱写文章，写文章好像是对繁重工作压力的缓解，他写起来显然非常愉快。他发表的《春天的故事》，一万多字，据他告诉我，一天就写成了，他很得意），卢志民在文章中写道：“八十年代以来，以禹作敏为代表的一大批‘农村能人’，迅速崛起于乡土之间，仅十几年时间，就带领农民开创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积累了数以千亿计的社会财富，转移了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禹作敏和他的大邱庄是只领头雁，他创下了‘中国第一村’的奇迹。”可见，禹作敏之为中国农民企业家的代表，是得到公认的。
但英雄迟暮，晚节不保，在他行将退出岗位的时候，却以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名锒铛入狱，被判20年徒刑。其时，禹作敏已年近70，身体也不好，多年创业的艰难险阻，夜以继日，风雨兼程中种种难以想像的困苦折磨，损害了他的健康，于今入狱，身心皆惫，万念俱灰，很明显，他将无法坚持度完他的刑期了。
禹作敏的事情公之于社会以后，引起了国人及世人的极大反响，人们普遍对此感到关注。以致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前车之鉴》，指出：“首先，我们要把禹作敏等少数人的犯罪行为与大邱庄的集体成就分开。大邱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来的农村先进典型。大邱庄的迅速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社论同时指出，“禹作敏在他接受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条件下，曾经做了一些工作，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样应该指出，当他违背国家法律政策，做出一些坏事的时候，也对大邱庄的健康发展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这种说法是公正的。
卢志民是禹作敏的老朋友。
当禹作敏以重病之躯和有罪之身在狱中苦度时光的时候，昔日他煊赫一时期间常常踏破了门槛的朋友和来访者，纷纷远离他而去，唯恐避之不及。
1996年5月的一天，一个人出现在监狱会见室里，禹作敏惊呆了。他原以为是家人，他没想到是卢志民千里迢迢前来探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流下了眼泪。卢志民给他带了吃的，用的，宽慰他既然事情发生了，还得想开，保重身体要紧。他还请监狱方面给禹作敏以可能的关照，“他为中国农民增过光，添过彩，他曾经是我学习的榜样。”卢志民说。
临别，禹作敏用颤抖的手给卢志民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卢志民老朋友：我在特殊困难时，你这样关心我，我十分激动，深表感谢。禹作敏 1996 5 10 ”
卢志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谈禹作敏和他的感受。文章题目叫《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平日报1996年6月21日）。
“探望禹作敏归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卢志民写道，“20年的刑期，对于年已七十的他，与宣判死刑没有什么区别。千秋功罪，绝非像‘一只羊等于两把斧子’这样的经济学原理那样简单。昨天，他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的榜样，今天，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他在文章中，把这种前“榜样”后“镜子”的事实叫做“禹作敏现象”。他要从这种“现象”中找出经验教训来。卢志民写道：“研究‘禹作敏现象’，一个严肃的课题清晰、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企业家必须讲政治，政治是企业家成长的大环境。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企业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
那么，企业家要讲什么样的政治呢？“一讲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权威观”，“二讲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共同富裕观”，“三讲两手抓，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四讲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卢志民写道：“过去有人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也有人说，典型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过了这个历史时期，使命完成了，就自消自灭了。这是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警示，也是对典型发出的挑战。因此，企业家要时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能居功自傲，陶醉于成功的光环里，不被掌声陶醉，就不会被历史淘汰。”
卢志民还联系自己，他写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的文化水平低，加之又是农民出身，难免干些傻事。但头脑清醒天地宽，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缺点，也就能逐渐完善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优劣相依、长短相随的，关键是要扬长避短。”
他提到了一篇文章和一位伟人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他写道：“我常常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自己，要随时提防奢侈享受、怨天尤人、自私自利、居功自傲等思想的侵蚀，不做典型的悲剧人物。”
他在文章中总结禹作敏的功罪道：“还是把它作为一面镜子吧，就立在企业家实业报国的街头。”《历史的一面镜子》以这样的文字结尾，意味深长。
“农民企业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名词。因此可以说，农民企业家是党在新时期的路线、纲领、政策造成的。曾经有人写文章以揶揄的口吻说，农民和企业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认为由农民而农民企业家始终是两层皮，“他们在拥有一切农民的优秀品质的同时，还拥有农民身上所固有的思想、观念和认识”，认为不管他们如何的“西装革履”，他们都始终是、也只能是农民。禹作敏等农民企业家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农民的悲剧。所有的企业家的种种表演都是序幕，都是为了把这场戏一步步推向悲剧的高潮而做的准备。企业家的桂冠戴在了农民的脑袋上，企业家没有改造好农民，农民反而改造了企业家”。也就是说，禹作敏的悲剧结局，所有的农民企业家都会重演。
历史如果真的这样发展，那也不能说就是农民的悲剧，它可能更是中国的悲剧，改革开放的悲剧。的确，不少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像流星一样殒落了，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也还有更多的农民企业家“弄潮儿在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鲁冠球是这样的，吴仁宝是这样的，卢志民也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的事实，我们看到，盛极而衰的企业家不都是农民企业家，恰恰相反，倒下去并被历史和人们忘却的企业家中，大多数是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大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他们的“西装革履”穿得更舒服自在，而头上也并没有戴着“农民”的帽子，似乎并不“拥有农民身上所固有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他们这些耀眼明星是怎样暗淡的呢？
且让我们宽容一些吧，且让我们少一点口诛笔伐！
一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倒下去，我们便能看见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予以“探讨”，又是“群星陨落”，又是“农民本性”，又是“悲剧”，不一而足。然而我们却很少看到对城市里的企业家们“陨落”感到兴趣的。
禹作敏已经作古，我们再不能听到他对自己的“悲剧”所作的解释了。他应该最有权利做出这样的解释。所有的农民企业家都会愿意从各自不同角度做出解释。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而不只是在一边指点迷津，那种指点往往下笔千言却离题万里。
卢志民在《历史的一面镜子》中写道：“禹作敏锒铛入狱，给乡镇企业乃至乡镇企业家的头上罩上一片阴影，令人痛心。”
这正是他甘冒风险从遥远东北跑去探望那个罪人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