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民也着急，说是自从搞小翻砂厂以来没碰到过的局面。他差不多天天跑红钢。
张玉佳心疼他，怕他睡不好觉，说：“你来干啥，跟我着急。”
卢志民就冒了一句：“你要是不把公司弄这样，我才不来。”这话一出口，就意识到重了。他们是共过患难的战友兄弟，说话一向直来直去，重话、不当话常说，彼此不以为然。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生死关头。作为一把手，他得比几个副手更沉住气才是。
卢志民赶紧把话往回拉，说：“我可不是怪你呀老张大哥。”
张玉佳说：“你怪我也应该。”他比卢志民大几岁，除非需要论清上下级关系时候，总是有大哥哥样的。虽这么说，心里也觉得委屈。委屈归委屈，谁叫你打了败仗呢。
“商场不相信眼泪。”多年以后，慷慨悲歌的河北汉子提到这事的时候跟我说。
为了融资，他几下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融资不成，倒叫人家骗去200多万。
卢志民怕他急出病来，就安慰他，说：“你先歇两天，我出去跑跑。”他跑到北京，找到原来在吉林省当领导的一位京官，求他们买点钢材救急，说：“就当是借给我个人的，就当是救人一命，你多少买点儿，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你。”
对方叫他磨的没办法，说：“我们的基建项目都停了，买了钢材还不是扔院子里风吹雨淋。再说，我们也拿不出闲钱来。”
卢志民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的钢材质量好，你们早晚用得上，我们不报价，你给多少是多少。”
这样的低声下气求人，卢志民很少干。
对方答应了，说：“就100万的钢材吧，多了眼下我真困难。”
100万少点了，总比空手回去强。
他又提出要求：“我们急等钱用。老张都快把自己老骨头拆下来熬油卖了。你让财务把钱马上打过去，我打电话叫老张就发货。”
张玉佳用那笔钱交了一笔再拖不过去的电费。
卢志民最满意的是，千难万难，张玉佳精神没倒。他想了不少办法稳定人心。有一回他开大会讲形势，卢志民也去了。
张玉佳讲：“办企业就像走路，不能总是一马平川，山高水低是常见的。有高潮就有低潮。光能走平地，不敢过高山的，不是好汉子。咱们现在是难了一点儿，看跟谁比。跟咱们好的时候比，难，难得多，难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跟当初总裁交给我100块钱，叫我办企业时候比，好多了。跟那些停产半停产的、职工下岗自谋生路的比，天上地下。再往远点说，跟红军长征比，那就得说是幸福人间了。毛主席领红军长征那时候，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后边有敌人围追堵截，吃草根树皮，还吃皮带，伤的病的倒下去就起不来，没伤没病的也走不动，得拄根棍儿。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说，同志们，前面就是胜利！30万人离开的瑞金，走到延安，剩了3万人。倒下去的是烈士，没倒下去的是英雄。那3万人个个是英雄。咱们办企业也是长征，咱们现在正走在雪山草地上，是最难的一段路，翻过大雪山，渡过金沙江，走出草地，前面就是胜利了。胜利到来的那一天，没倒下的个个是英雄，我给你们披红戴花。”
被企业不景气折磨得垂头丧气的员工们抬起了头，眼里放着光，使劲鼓起掌来。
卢志民也讲了话。他说：“参加今天的会我挺受教育。我有个基本体会，就是红钢人是好样的，咱们红嘴子人都是好样的。中国有句俗话，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又说，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没有困难看不出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狗熊。不但你们红钢，现在咱们整个集团，整个红嘴子，都碰到了困难。金士百那边与英方的合资很不顺利，跟咱们想的差距太大，天天都亏损。咱们怎么办？躺倒不干吗？跪下告饶吗？听天由命吗？都不行。咱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咬紧牙关，度过难关。我看老张讲的透彻，他打那个比方也符合实际。毛主席说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是宣言书。老张说死了的是烈士，活着的是英雄——这么解释红军长征是他的一项发明创造，可以叫张玉佳的‘新长征论’。”
张玉佳喜欢读书，经常手不释卷。他特别喜欢读史书，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经常照照，可以窥见人生的得失，事业的兴衰。
在那段困难时期，他最喜欢读《论持久战》。那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毛主席为中国抗战提出的总战略。其要点是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中国的抗战必然会取得胜利，但不会很快取得胜利，因此是一种持久战。具体作战指导思想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论持久战》的价值，可以与《隆中对》相提并论。诸葛亮在偏僻之地隆中，不须出门半步而洞晓天下事势，一篇《隆中对》把未来三国鼎立局面说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在偏僻之地延安，不离窑洞半步而世界之势尽在胸中，一部《论持久战》，把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事讲得明明白白。听说蒋介石读了《论持久战》，非常心仪，他对部下说，如果早一天读到毛先生这本书，国军就不会在一年之内损失100万众了。
那本书仿佛也是为红钢写的，是老人家为张玉佳谋划的克难制胜之道。
每每翻开这本书，就像在满天阴霾中划过了一道亮光。为什么不利局面迟迟改变不了？因为它是持久的。为什么不能丧失信心？因为他们的事业是必胜的。张玉佳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是这么回事了，干脆把这段时期利用起来吧。毛主席把中国抗日战争分作了三个阶段，战略退却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毛主席说，最困难的是相持阶段。现在红钢可能正是这个阶段。
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此时不做好迎接春天的准备，更待何时？
他提出在生产下滑时期，边生产边进行技术改造。能卖出去就生产，没人买就不生产，停下来干什么？搞技术改造。他搞了炼钢、轧钢的改
造，把10吨电弧炉改造成了25吨的，一共上了两台。他还远赴张家港市砂钢厂，请来8位技术管理专家，挂职炼钢厂厂长、段长，给以人、财、物、管大权，看人家怎么做的，叫红钢的干部、工人照葫芦画瓢，不走样地跟着学。红钢的干部、工人开始有点怀疑，说自己的小和尚还饿着肚子呢，倒花大钱远道请别的庙和尚念经。干了几个月，服了，照人家的葫芦画出来的瓢，产品质量提高一个档次，产量增加30%，成本降低一个百分点。
没钱怎么办？靠银行是别想了，一分钱贷不出来。张玉佳手里没钱，但是有物，他就使用开了老祖宗的办法，以物易物，拿螺纹钢串换废钢。好家伙！不是没有货币吗，我不用你货币了，我就是那原始社会的人，住的山洞子，喝的清泉水，吃的飞禽走兽草籽树皮，吃不了用不了的东西，我就拿出去交换，是原始的商业活动，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没有原始的以物易物，哪来的今天全球一体化贸易？
还学了服装小贩子的办法，过季东西不好卖，我就贱卖，贱卖也没人买，我就储藏起来，等旺季卖。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咬牙挺住就是胜利，静待时机有变。
还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越是困难不利的局面，越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党团组织活动不能走样，工青妇工作不能乱套，厂区里要有歌声，车间里要有笑声，院子里不能杂草丛生，废铜乱铁不能满处乱扔，停产的车间工段也要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困难员工要有人管，女工的特殊情况要有人料理。不论多难，逢年过节要搞点福利，没多有少，瓜子不饱是人心。要让每个人都能切切实实感到，这是一个打不垮、砸不烂、能跨沟、能过坎、进而能胜、退而能保的集体，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团队。团队精神不死，红钢就有希望。
希望之光迟迟不肯露出地平线，急死了人。张玉佳天天有一本小册子不离手，就是《冶金内参》，翻过来掉过去研究，希望从字里行间看到春天的影子来，嗅到尖尖草芽儿破土的味道来。
黎明前的黑暗很难熬，没点毅力加豁出一头的拼劲，挺不住。
最困难的时候，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来到红嘴子，看了红钢，很不屑地说，这太落后了，早就该淘汰，今后省里再办钢厂，低于通钢的标准不要办。
领导走后，卢志民问张玉佳打算怎么办？张玉佳说，咋办也不能像他说的那么办，淘汰了容易，再建就难了。卢志民说，我看咱们汲取他意见的积极方面，今后咱们上项目，都高标准就是了。张玉佳说，对，叫它比通钢还高。
天亮前时分，小鬼冻得呲牙。卢志民使出了最后一招。
张玉佳以红钢法人身份与集团总公司签了一份6年承包合同，还作了公证。合同规定，法人享有经营自主权和资产使用权，但要承担红钢全部债权债务，万一经营不善导致破产，集团总公司不负责善后。
这纸合同好有一比，好比是两军阵前大战在即时，出征上将与主帅立的军令状。
军令状把红钢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上将就要人头落地。因此是一步极险的棋，轻易不能用。兵书上把这步棋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韩信跟项羽作战时用过此法，他打赢了，成为史册上的名将。马谡跟司马懿作战时用过此法，他打败了，成为所谓“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书生用兵典型。
张玉佳知道，他不做韩信就得当马谡。
张玉佳的办公室墙上高悬一帧字画，上书4个大字：“笑对人生”。
那段困难时期里，其实他很少笑。
红钢人眼睛里的张总面容严峻。
“快乐的时候少，苦恼的时候多，苦恼多于快乐。”他说。其时，我正坐在他对面，望着那帧字画，“干企业就像打仗，打仗有间歇，干企业没有一刻闲暇。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真想安安静静休息两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但是不能。”
“那——”我说，“当你完成一件大工程，挣了很多钱，看着员工们眉开眼笑，出门坐奔驰宝马，入住五星级饭店的时候呢？你什么感觉？”
“那当然不一样了。”他笑着说。
“所以，人们还是愿意当‘苦恼多于快乐’的企业家。”我说。
“我说的苦恼多于快乐，只是红钢
最困难时候偶尔出现的想法。”他说，“其实，干事业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搞钢铁，硬碰硬，火花飞溅，火龙飞舞，咣咣当当响声不绝，一天听不着这声音，
就觉着心里空得慌。”
男人的脸是古铜色的，
血液里流动着火，
向岁月深处进军。
脚起脚落咚咚响，
把坎坷踏个稀巴烂，
留下一串壮丽的故事。
男人天生爱挑战，
静下来时也不安分，
掰手腕摔跤，
即使输了也会再来一次，
直到精疲力竭，
也威武成一尊雕像。
男人的风景是钢铁的风景，
一切脏活儿累活儿重活儿，
全都大包大揽，
当女人赞叹：他们多苦呵！
男人得意忘形，
像铁水像钢水沸腾不止。
——摘自《男人与钢铁》（作者：黄东东，载《红钢之声》报，周新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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