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董事会是董事长的权力。
卢宪臣向董事们发出信函，为董事会定了调子。
董事长在信函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合资公司实际运营16个月，采取了较大的改革动作，进行了几方面的调整，就其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好的、积极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很差。”
董事长宣布召集董事会，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是从大局着眼的。信函写道：“很明智地总结16个月公司的思路和采用的策略，并找出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公司能否做好下步工作的基础，也是双方股东获利的需要。”
身为董事长，卢宪臣自然要谈董事会，他指出：“董事会在合资公司的作用没有得到实质的发挥。公司的多数问题受控巴斯本部（而本部对合资公司和中国市场及社区环境又不十分了解），表现出决策不及时和决策失误较多。”
对经营失利的原因，董事长的信函说：“由于以总经理为首的执行委员会外方人员较多，又掌握着整个公司的全部权力（权力是指人、财、物及一切决策的权力），中方人员感觉受到极大的冷落和不信任。上级不信任，下级没威信，没权力，表现出了极大的消极和不负责任。”
中方人员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英方“认为中国、金士百的东西是落后的，是愚蠢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认为几个巴斯人行使重要权
力，就会很快地使合资公司进入理想状态”，所以，“16个月来存在严重问题的主要责任在外方人员，在外方人员对中国、对金士百的了解评价上。即对中国了解的太少，对金士百评价太低，太不符合事实。”
董事长的信函严厉批评高歌斯“一意孤行，一方说了算，违背了合同的有关规定，伤害了中方员工的积极性，压制了中方员工的作用和能力，使得公司在这些不了解中国市场和对手的人中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一切”，从而导致“16个月来形势越来越糟”。
为了“快速提高公司的业绩，必须找出使双方智慧和能力都能表现和发挥出来的方式和方法”，董事长建议：“加大中方高级职员的责任和权力，让他们感到公司的信任”，“认真调整公司内部管理策略，找出适合我们公司实际运作的好的管理方法”，“把先进的方式和策略，尽多地交给中方人员具体实施操作”，“总经理要管好外方人员的责任心、政策水平和公平处事”。
董事长最后希望，“用真正坦诚积极的合作来消除当前的内部危机，开创外部新局面。”
卢宪臣的文风就是红嘴子领导层的文风。这里没有空话、套话和废话，也不搞外交词令，毫不隐晦曲折，绝无模棱两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掷地有声，吐唾沫是钉。
这样的话一定会使高歌斯深感不安，如果不是感觉五雷轰顶的话。
轰隆隆的雷声也就要在他头顶上炸开了。
1996年10月29日，在长春香格里拉大饭店，巴斯——金士百公司第4次董事会召开了。
一反前几次董事会上，光出耳朵和眼睛，不出嘴巴的做法，这一次，卢志民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是在总经理高歌斯报告工作之后讲话的。他的讲话尖锐，激烈，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为了避免引用时走样，下面摘录会议正式记录稿的有关文字：“卢志民董事对总经理的报告和公司95——96年的经营情况做了坦诚、实际的分析和评论，要点如下：
“合资至今，公司的状况是管理无方，经营无效，销售无招，经营效益日益恶化。如不找出合适的办法加以扭转，有倒闭的危险。
“在管理上，中方人员无权管，英方人员管不好，结果人心涣散，不负责任。原来员工无事干，新来员工不会干。
“由于文化差异，管理上盲目，脱离实际（销售），如春节无酒卖，夏季有酒卖不出，造成市场滑坡，T牌投放失败。
“管理松懈，不负责任，浪费惊人。”
正式记录稿减弱了卢志民讲话的锋芒，未能传达出他一贯的讲话风格，显得温文尔雅，“怨而不怒”（孔子评论《诗经》写作风格用语）。其实他在董事会上的发言，比记录整理稿生动丰富多了。那个记录整理稿是吴凤桥做的。吴凤桥在那次董事会上，由翻译升格为翻译兼董事会秘书，合资结束后他官至金士百公司人才开发部总监。他本人的性格就是温文尔雅，怨而不怒。如果不这么整理，只把卢志民的发言原原本本记下来，那会是一篇好文章。可惜我当时不在场。我后来费了挺大劲，才从好几个人那里，得到一点卢志民的原始话语。
记录整理稿里的“经营无效，销售无招”，卢志民当时说的是“经营无道，销售无术”。
卢志民还点了高歌斯的名字，说他“老大自居，妄自尊大，把好端端一个企业给搞成了亏损”，他还指着英方的几位董事，说：“你们说你们巴斯是世界500强，好像我们金士百连中国500强也够不上。我以为你们派来的人一定很了不起，我崇拜得不得了。你们说要控股，我们就把主权让给了你。谁知道，两年来你们的所作所为叫我非常失望。”
他又指点着高歌斯硕大的鼻子说：“你们派的这位总经理，我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横禄敬二。”
他说到这里，在场的中方人员都笑起来。
外方人员感到纳闷，不知道笑从何来。就都看着吴凤桥。吴凤桥看卢志民，又看卢宪臣，似在问讯：“这话要翻吗？”
董事长笑着轻轻点了点头。吴凤桥便译了过去。
外方人员不像中国人那样对横禄敬二印象深刻。文森特·凯豪问道：“横禄敬二是什么意思？”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里一个人物的名字，”吴凤桥想了想，用英文说道，“一个痴呆症患者。”
高歌斯低下了头，文森特·凯豪也低下了头。文森特·凯豪头一次参加董事会，他是代替辞职的波特诺博士，刚刚就任董事的。他虽然只是董事，却有首席执行官的头衔，相当于巴斯集团总裁的代表，地位高于高歌斯。
高歌斯毕竟也经过战阵，脸红过一阵以后就开始反击，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卢志民先生在董事会上很少发言，今天一发言就对本人展开了无情的批评。请问，作为董事，您是否也应该为公司的失利承担责任呢？”
卢志民回答说：“作为董事，我为公司遭到的惨重损失感到痛心。所有中方的员工都感到痛心。我们的心在流血。至于说到我的发言问题，我想，那应该视为我的自由和权力。我有发言权，也有不发言权。再说我为什么以前说的很少呢？你们把自己吹得那么伟大杰出，我们怎敢对你们指手划脚？卢宪臣董事长的意见你们尚且不听，何况我们董事？”
高歌斯便也无言。
卢志民接着说：“虽然我对总经理先生前段的工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这就是要赚取最大的利润。为了使公司尽快走出低谷，我有三点建议供各位研究。”
卢志民提出的三点建议是：
——英方放弃管理权，交出总经理位置，由中方选派总经理；
——如果英方仍要坚持管理权，则必须做出承诺，保证企业不再出现亏损，如有亏损，由英方承担全部后果；
——如上述两点英方拒绝接受，则金士百撤出股份，双方中止合作。
这等于是最后通牒。
高歌斯不敢表态，停了一会儿，文森特·凯豪表示，希望暂时休会，他们要商量一下。
卢志民后来跟我说，休息时，回到房间，他们几个都不敢说话，怕房间里给安了窃听器，就打手势，做口型。
半小时后，会议重开。文森特·凯豪首先发言，他代表英方表示接受卢志民先生的批评，承认高歌斯作为总经理是失败的，但对卢志民提出的三条，他表示，“这三点建议都不喜欢”，他的理由是，“金士百管理也不一定理想，巴斯还没有中止合资企业的先例”。他希望双方继续合作，“巴斯员工要改变他们的缺点，金士百员工也要改变他们不敢负责，缺乏自觉性的缺点”。为此，他提议：
——卢宪臣董事长正式参加管理，任何大的决定和决议须经他和总经理两个人同意后，才能付诸实施；
——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由文森特·凯豪先生和卢志民先生共同参与裁决；
——由杨武全先生全面领导销售工作；
——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外籍雇员和中方人员。
文森特·凯豪的意见等于是向中方做了大的让步，交出了对公司施行绝对控制的权力。
卢志民再次发言，他说：“我对高歌斯总经理的领导能力表示严重怀疑。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总经理一职由我方派人担任。我们可以给中方的总经理规定产值、销售和利润各项指标，由他承诺负全部责任。”
文森特·凯豪也很固执，他说：“这不行。合资公司中我们是控股方，总经理当然应该由我方人员担任。”
卢志民说：“那样的话，我请你们换一位先生试试。”
文森特·凯豪摊开双手，说：“请原谅，我没有权力这样做。这需要向巴斯总部请示。”
他的话等于一种暗示。
高歌斯明白，他在中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或许，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光荣的退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施行了“光荣的退却”，并且即将在香港退却，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在无法维护帝国荣誉的地方，全身而退，未始不是一项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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