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宪臣召开员工大会的第二天，以高歌斯为首的英方管理人员进入仙马泉金士百总部。
高歌斯棕发碧眼，身材高大，40多岁。
巴斯——金士百公司注册资金6.25亿元人民币，巴斯股份占55%，金士百占45%。公司最高权力机关为董事会，设董事7名，巴斯4，金士百3。资金与董事分配情况意味着英方控股。巴斯在董事会中拥有较大权力，但不是绝对权力。重大问题（如增加资本、终止合同等）要董事会一致通过；较大问题要三分之二票数通过，这意味着小股份一方即金士百方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票否决权。这种游戏规则是既照顾大股份方，又保护小股份方。
董事长一职给了卢宪臣，他是企业的法人代表，但董事长不是管理者，管理大权在总经理。
总经理由控股方担任，英方委派了高歌斯。高总经理英文原名不详，接到任命，他像许多来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人一样，给自己起了个漂亮的中国名。带“高歌”的中国现成话里边，常用的有“高歌猛进”和“引吭高歌”。这两句话的意思显然都切合高总经理此时的心境。他在巴斯——金士百公司里拥有的权力很大，足以令人引吭高歌并高歌猛进。
他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当一个人被赋予了莫大权力，要带领数千人去为两家大公司争取最大利润的时候，没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精神，他是无法完成使命的。
我曾有机会就近观察高歌斯。有一次我去四平办事，顺便到红嘴子玩，恰好赶上卢宪臣他们与英国人签一个什么合同，就邀请我一并出席仪式。在场的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少。主角是卢宪臣。卢志民只是微笑着担当最高主人角色，不怎么说话。
我记得那天照了相，还有四平电视台的记者拍了录像。
我的注意力在高歌斯身上。我的就近观察与此前的印象大不相同。
此前我听说的是英国人严肃，美国人活泼，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俄国人刻板，韩国人好胜，日本人爱使坏儿，我们中国人多拘谨。但在场的中国人不是这样，卢志民落落大方，那么隆重的场合仍不忘跟身边的英国人开几句他们肯定听不懂的小玩笑。卢宪臣不卑不亢，始终面带微笑而礼数上一丝儿不缺。张玉佳满身透着沉静，一派长者风度。李瑞华还是那么一副自信的样子，目光绝不斜视。温宝友也在场，给我的印象是他若有所思，不知为什么。其他工作人员，无论小姐、女士和先生，都彬彬有礼，忙而不乱。都说英国人是绅士派头的典型代表，说他们即使
家里一贫如洗，出门也要把西装熨得平平正正，领带系得服服帖帖，并且不苟言笑。
高歌斯不是。这人有一副运动员身材，似乎也有运动员性格，他那一头棕色头发有点乱，领带有点斜，还笑嘻嘻地左顾右盼，不时跟这个说话，跟那个打招呼，一点看不出架子。大凡地位较高的人在人前都免不了端点小架，因为他们自觉高人一等。这样的人一旦不端架子，他们就会显得可爱。
我印象中的高歌斯属于可爱的英国佬那样一种人。
我只跟他见过这一面，而且没交谈。我的印象可能有误，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喜欢他，这个来到中国，一心要高歌猛进或引吭高歌的老外。
但他失败了。
高歌斯带来了6个人，全是高学历、高素质、经验丰富、阅历很深的高级管理人才。不全是英国人，也有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人——巴斯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人员组成也具有跨国性。
他一到任，就把财务部、技术部、销售部、市场策划部、一厂、二厂等6大部门的负责人位置，全部交给了他带来的人，把金士百人撤换了下去（个别部门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撤换的）。
高歌斯这样做，一定是来源于他对金士百人的缺乏了解，或者说是小瞧了金士百人。其内心深处，则是对中国人的小瞧。吴凤桥用“傲慢”、“征服者心态”来解释高歌斯这样做的理由。
高歌斯在红嘴子期间，吴凤桥一直担任两国高层人物之间的翻译，这位戴眼镜、会说外国话的年轻人，1993年从四平师范学院外语系应聘来到金士百。他还记得是杨武全对他进行的面试，然后引他去见卢宪臣，说：“你见见我们大厂长吧。”不知道杨武全跟“大厂长”说了什么，只知道卢宪臣对他非常热情，跟他谈话既不打官腔，也没有考问的意思，却说了一些家常话，使他暗暗纳罕不止。临走，卢宪臣还起身送他到大门外，跟他握手道“再见”，看他走出一截才回身进楼。
吴凤桥说，高歌斯从来不会这样待人，他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叫人摸不准他有多大学问和多大能耐。
不能单怪高歌斯，整个西方世界，一直都用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人。是呀，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帝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不是西方人的对手，他们派出几千个兵丁，几艘破船，在海边上放几声炮，就能让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俯首贴耳，叫签什么条约签什么条约，叫割哪块地盘割哪块地盘，叫赔多少银子赔多少银子。中国现在是逐渐富裕强大起来了，但仍旧没法跟盎格鲁——撒克逊人比。高歌斯是在这种历史观教育下长大的，不能期望人家像尊重美国人、佩服日本人那样对待咱中国人。我们要获得人家尊重，还得加倍努力。
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只对董事会负责，定期在董事会上做汇报，而不需要时时请示董事长。在日常事务中，总经理大权独揽，一言出而乾坤定。这也是游戏规则。
卢宪臣董事长被高高地悬在了半空。
李瑞华和杨武全都被悬了起来。杨武全还一度被迫离开了公司。温宝友好一些，他进了董事会，成了中方三董事之一，虽然平日里无权，董事会上却可以想啥说啥。
所有的金士百精英都被悬了起来。
高歌斯只认他的精英为精英。
这就违反了一条极重要的处世原则：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还有另外一条也是极重要的原则：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但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智慧，英国佬不懂得。
巴斯——金士百公司中的中国人，高歌斯没瞧上几个。他不敢轻视卢宪臣，他也没十分看重卢宪臣。卢宪臣何等样人！焉能识不透这远来高某的心思，为了公司的利益，他几度向高歌斯献策，高总经理的神情显示：董事长先生，这不是你该过问的。董事长先生只好做罢。
高歌斯一定会悔恨莫及，他在中国的经历，最大的失误也许在于他没能得到卢志民的帮助。卢志民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要帮助他，至少帮助他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民办的企业是怎么回事，还有中国的消费者如何不同于别的国家的消费者。高歌斯匆匆走马上任，他的血统和他对东方人的极端无知，使他错过了成功的机会。他本来有这样的机会。他的聪明、睿智和经营才干，是卢志民所看重的，卢宪臣也一样。他们都准备帮助他，帮助他的同时也向他学习。高歌斯辜负了卢志民的热心肠。权高威重的红嘴集团总裁在这家公司里，只得到了区区一个董事的职位。
卢志民大音稀声，大勇若怯，高歌斯把他当成了寻常一董事。
待到卢志民在董事会上就高歌斯的施政失误做出精确判断和严厉批评的时候，他才明白了，但为时已晚。
新公司庞大的运输车队闲置起来了，因为各地市场纷纷发电表示拒绝进货。事情缘于高总经理的一项决策。他认为本公司产品质量强于其他产品，按照质高价优原则，其价格应该高于市场上的其他啤酒。卢宪臣告诉他，本公司产品早已进入市场，为消费者所熟悉，如果贸然提价，必然要失去消费者和来之不易的市场。高歌斯不听，下令提价。只一夜间，仅在长春一地，巴斯——金士百啤酒就把它所占据的60%的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它的竞争对手长春银瀑和吉林华丹。那个份额是多少销售人员历经十几年的艰苦开拓得来的。
银瀑和华丹人举杯欢庆的时候，金士百的销售人员欲哭无泪。
高歌斯刚愎自用。市场反馈的信息没能叫他清醒，他反而强化了自己的意志，坚持提价决策不变，说什么等到消费者适应了，市场就会重新为我所有。失之易而得之难。2003年秋天我到红嘴子的时候，卢宪臣跟我说，直到今天，长春的市场份额仍然没有恢复到原来水平。
高歌斯还特别垂青他那令人自豪的T牌淡色啤酒，他把这种啤酒定位于高档消费群体。但这是中国，不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中国有限的高档消费群体并不买帐，T牌的命运不比其他牌子更好。
在宣传策划上，高歌斯把原来金士百公司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办法斥为“原始”，“无用”。他特意从北京请来一家香港人开的广告公司，重新做广告。这家公司不懂东北地域特点，不进行市场调查，完全凭主观臆断办事，致使每年2400万元到2500万元的广告费用，全打了水泡。
金士百人急得团团乱转时，巴斯人仍安坐不动。
高歌斯的绅士派头与日俱增。哪管生产和市场形势危如悬卵，碰上星期假日，高歌斯都要照常休息，星期五就找不着他人了。这就更叫红嘴子人看不惯，他们从来都是工作第一休息第二的，从卢志民那儿算起，有一个人算一个人，他们从来不把个人的休假呀、过礼拜天呀、回家跟老婆孩子吃饭呀当一回事。是的，这不正规，还有点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但我们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这么干出来的。日本人也是这么干出来的。日本人被世界嘲笑为“工作狂”，为不懂得休息的“工蜂”，但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这么干，乃有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休息也行，度假也可，跟老婆孩子吃饭也不妨，明明连日连月连年的大亏损了，休还不能在四平休，起码得上长春、沈阳、哈尔滨和大连休去，都得住五星级饭店，要不就买飞机票远远地上香港、回伦敦去。买飞机票还非得是头等舱，偶尔买不着头等舱，说“就剩下普通舱了”，就拉下脸子。开个董事会，就那么几个人，三星的红嘴宾馆不行，同样三星的吉平宾馆不行，非得到长春去，到五星级的香格里拉大饭店去，要不就缕缕行行跑到香港或伦敦去。
英国人当绅士惯了，可能不以为然。金士百人不行，他们当农民惯了，看着银子哗哗地像水淌，出的多进的少，他们心疼，说“这不是败家么”，也有管高歌斯们叫“浪荡公子”或“秧子”的。“秧子”在农村俗语里，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那伙的，跟“败家子儿”意思相近。卢志民管他们的做法叫“贵族作风”。
红嘴子人虽然是农民，该花的他们舍得。高歌斯没到呢，他们听说人家要来七个人，又是高级管理专家，不觉甚是敬畏，就在红嘴路和兴红路的交叉角上，给起了七栋别墅，一应生活用具全买的高档货。那几栋别墅可比当初卢志民他们几大经理盖的小楼漂亮多了，时尚多了。为了那几栋小楼，卢志民他们叫市里好顿查。
金士百人盼了一年，卢宪臣谈了一年零多，卢志民强调“向世界知名大公司学习”的大公司，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管理作风和生活作风。
红嘴子人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双方的隔膜日渐加深。
高歌斯此时如果审时度势，改弦更张，犹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能。但他变本加厉，继续我行我素，巴斯——金士百公司的颓势便如山崩一样，直落下去了。
1996年销售不足15万吨，亏损8000余万元（合资前的1995年上半年销售9.8万吨，实现利税5.02亿元），1997年，借香港回归大好形势，卢宪臣建议高歌斯，在长春等地举办一项大型公益活动，重塑金士百形象，扭转被动局面，他说：“再不弄点响动，长春人就把咱们忘了。”高歌斯听见了像没听见。这一年，公司的销售额继续下滑，仅为12.6万吨，亏损达1.2亿元。金士百公司在全国的排名，从第8位下滑至第17位，全国啤酒界闻之失色，说：“金士百怎么啦？红嘴子怎么啦？”
当此危急时刻，存亡关头，卢志民建议召开董事会，断然向高歌斯亮出了黄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