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百年梦现——卢志民和“中国第一村民小组”》乔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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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梦现——卢志民和“中国第一村民小组”》

第十章

事情正在起变化

4 9、 “ 游击队 ” 领导 “ 正规军 ” ？

    在“3331工程”中的30万吨啤酒工程正式开始之前，有一个关于啤酒的插曲发人深思。
    这个插曲虽然不是交响乐，却是整个交响乐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如果说，此前红嘴子在四平地面上的作为，还只是使城里的某些人——我指的是那些打骨子里瞧不起农民和农村的人，那些自以为比满脸土色、一身泥巴的乡下人，不知高雅高尚多少倍的城里人——对红嘴子人的成就感到不快活的话，那么，这个插曲就叫他们难以忍受了，并且作为一件因由，唤起了他们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心。整个四平市被动员了起来，一致对外。“外”就是红嘴子，在红嘴子后边，是整个的乡镇企业。
    谓予不信，请往下看。
    这个插曲的题目叫做“兼并”——红嘴子啤酒厂要兼并四平市啤酒厂。
    早在红嘴啤酒厂出现之前，四平市啤酒厂就有了。
    那是一家中型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嫡系部队，除此之外的大集体、小集体企业以及个体企业都是杂牌军，乡镇企业甚至连杂牌军的名份都捞不着，已如前述。
    没有红嘴啤酒厂的时候，它在四平市唯我独尊，消费者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无论经营得怎么样，反正有国家支撑着，它的日子都过得惬意。但是红嘴啤酒厂斜刺里杀将出来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和鉴别，在市场上就叫竞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无竞争。红嘴啤酒厂于1986年投产，短短三四年竞争，高下优劣强弱之势已然分明。到1990年，四平市啤酒厂已处于难以为继的地步。关于这种情况，中共吉林省委研究室和四平市有关部门分别进行调查，写出两份报告。
    以下是两份报告的要点综合——
    市啤酒厂有职工600名，年生产能力2万吨，该年生产啤酒9013吨，生产能力闲置50%，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540元，亏损91万元；红嘴啤酒厂有职工512名，年生产能力也是2万吨，该年生产啤酒30011吨，生产能力为超负荷运转，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6947元（市啤酒厂的7.8倍），盈利543万元。市啤酒厂税利相抵，该年体现约50万元；红嘴啤酒厂实现利税超过1000万元，两者的利税之差为20倍。
    省委研究室的报告写道：“为什么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在固定资产、职工人数、力量、经营历史及原材料来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相比，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企业内部改革不深入、经营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善。”
    该报告举例说：“四平市啤酒厂有34人长期不上班，其中25人长期休病假，9人无正当理由。据反映，很多人去做买卖，在厂里还拿100%工资。这些人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一些职工泡病号，一些职工经常迟到早退。”这是管理问题，主要是机制问题。
    而红嘴啤酒厂“实行合同制，用工考勤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劳动定额高，出勤率接近100%。迟到早退要罚款；请病假只报销医药费，不开工资；因公负伤报销医药费，每天给2.5元生活补助，不开工资。合同制对职工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很少有请事假、病假的，没有小病大养的。”
    红嘴啤酒厂“实行工效挂钩，定额计酬，超定额多得。例如，卡车司机收入与运量挂钩。他们是夜间装车，早晨四、五点钟出发，一天能跑两次长春，月收入达800元。四平市啤酒厂的司机是上班后装车，一天只跑一趟长春，因为多干也不多得。”这是从利益分配入手，引导职工的行为取向，对职工起着激励或反激励作用。
    因此在红嘴啤酒厂，“人们都想上一线干活，都想超定额”，而在四平市啤酒厂，“一线工人都想向辅助车间或非生产岗位活动。他们说，与红嘴子比，干同样的活少赚那么多，多干不多得，我们怎么能卖力气！”
    同样参加订货会或展销会，红嘴子人“全力以赴宣传产品，招揽生意。”四平市啤酒厂的个别人“住高间，打麻将，输赢最多三、四百元，哪有精力办正事！”
    “四平市啤酒厂生产1万吨啤酒，投入箱瓶30多万套，年初清点，只剩下十几万套，其余或赊欠或损失了，仅这一项就多占压资金300——400万元。红嘴啤酒厂生产3万吨啤酒才投入23万套，出一箱啤酒必交30元押金，谁批条也不例外，箱瓶周转快，损失少。”这既是管理问题，也是由机制而形成的责任心问题。
    四平啤酒厂“流动资金贷款8269万元，其中逾期贷款792万元，年利息150万元，资金周转天数为369天。1988年向省国际信托公司借100万元技改贷款，现在仅利息就滚到88万元。1987年贷款250万元搞技术改造，至今没有效益，连本带利背上370万元的包袱。”红嘴啤酒厂“没有银行流动资金贷款”，“自有流动资金1828万元，在银行经常性存款300多万元。该厂正在进行扩产5万吨啤酒的改造，1000万元投资主要靠自筹。这个厂的流动资金78天就周转一次。”这是就资金使用效率说的。
    还有：单箱成本对比——四平厂15.32元，红嘴9.29元。
    工艺消耗对比——四平厂吨酒耗粮、耗煤、耗电分别为195公斤、230公斤、203千瓦／小时，红嘴厂为168公斤、164公斤、128千瓦／小时。
    产销对比——四平厂生产9013吨，卖出6735吨，产销差2278吨，占32%；红嘴厂生产30011吨，卖出29615吨，产销差396吨，占1.3%。
    原材料进价对比——如大米，四平厂每吨最高进价1400元；红嘴厂在840元到1000元之间。红嘴厂规定，购置零配件必须到定点商店，明码实价，并与商店签约，如发现有回扣现象，则停止从该商店购货。
    省委研究室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四平市啤酒厂实行转制经营。具体办法是由经营好的企业兼并经营差的企业，不管兼并者是国营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企业。言外之意是由红嘴啤酒厂兼并市啤酒厂。
    四平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没那么客气，它断然提出，由红嘴啤酒厂兼并四平市啤酒厂。他们的理由是：“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是我市近几年崛起的乡镇企业，总经理卢志民同志是全国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红嘴啤酒厂是国家二级企业，经营管理各方面都有良好基础和优势。特别是在今年特殊的市场形势下，红嘴啤酒厂用2万吨设计能力生产了3万吨啤酒，在销售淡季仍然供不应求，充分反映出该企业灵活的营销策略，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机制。”
    该报告还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红啤兼并平啤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本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要素互补，提高资产利用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强化我市啤酒在全省啤酒行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改善企业资金低速运行的状况。
    该报告特别指出：乡企兼并国企，“将会促进其他国营企业职工的责任感和进取心，对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也会产生推动作用。”
    当时的四平市委书记、现任中共甘肃省省委书记苏荣同志和市长郭永德同志，表示赞成此议，指示有关部门大力促成这样一件大好事，说：“肉烂到锅里了，就让乡镇企业促一促咱们的大国营，何乐而不为？”
    卢志民和卢宪臣正后悔当初设计啤酒厂时，思想保守，认识落后，费挺大劲才搞成个年产2万吨，以至于白天晚上加班干活，啤酒仍是供不应求。想扩大生产又不是一时搞得成的。一听市里有这个想法，乐得急忙答应，说条件好说，该答应的我们都答应。
    四平人办事麻溜，决定做出了，立刻行动。鉴于乡企兼并国企，在四平尚属首例，在全省和全国也罕有，苏荣书记亲自带领市体改委、财政局、资产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到省里向有关部门做了专题汇报。省里也不怠慢，省资产管理局马上向国家资产管理局打了报告。国家资产管理局四位局长研究以后，给予了肯定答复，同时指出三条注意事项：一、兼并是有偿的，不是白给；二、要严格遵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应规定办；三、必须经过资产评估，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也不要发生向乡企甩包袱现象，一定要保持乡企的生机和活力。
    这些要求，红嘴子方面条条接受。卢志民和卢宪臣还同意，原则上全部接收四平啤酒厂的职工，包括劳保退休人员和厂办集体单位人员，但不接收该厂领导干部。不是瞧不起人家，是怕人家瞧不起咱，人家是国家干部，咱是老农，人家吃的红本，咱顺垄沟找食儿吃，人家开支有财政，咱开支靠自个儿挣，挣的多吃干的，挣的少喝稀的。要是一块共起事来，听他的还是听咱的？听他的吧，他那套治厂路线、方针、方法，咱不敢接受；听咱的吧，人家能放下架子吗？还是请市里另行为他们找地方吧，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就埋下了后患。
    市领导早就预见到不会一帆风顺的，苏荣书记和郭永德市长都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是经济领域中关于所有制和领导权的一场革命。四平有关部门的那份报告明确指出：“宣布兼并后，会在市啤酒厂，乃至全市国营企业中产生强烈反响。因此，不排除一部分职工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集体上访。”
    苏书记和郭市长并未掉以轻心，他们先在市里五大班子进行了讨论，取得支持后，指示一轻局领导带队到市啤酒厂传达和进行宣传解释工作。
    还组成了一个领导小组，市委书记苏荣任组长，市长郭永德、副市长臧胜业任副组长，成员由市体改委、经委、计委、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税务、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及铁西区的负责同志组成。
    工作做得不谓不细，考虑得不谓不周到，但是仍然出了事。

啤酒生产线

    消息传出，四平市就像一口烧得滚开的大锅，到处咕嘟咕嘟冒泡，大泡小泡炸开来，都轰响着一个声音：不干！
    啤酒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和亲属，其他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和亲属，党政机关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和亲属，这些人汇聚到一起，差不多就是整个城市。所有的人都为一种情绪所激动，那种情绪可以叫做同仇敌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曾经有过这种情绪。现在不是战争也是战争，是城市对农村、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战争。平时大家井水不犯河水，鸡犬车笛之声相闻，互有来往而互不相干。现在你们沾满泥土、带着老茧的手，伸到我们城里来了。胃口不小，口气挺大，兼并，知道“兼并”两个字怎么写吗？我们没兼并你，没掐死你，没用贷款啦，税收啦，环保啦，卫生防疫啦……这些条条整死你，已经是大仁大义啦。你们得寸进尺，你们贪心不足，一个游击队想领导正规军，猪鼻子眼儿插大葱——装象，癞蛤蟆上公路——硬充大吉普，你把我们城里人当成什么啦？你寻思我们是武大郎卖棉花——人穷货囊是不是？你们错了，错定了。看我们咋样对付你们吧。
    于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让农民兼并工人，叫乡镇企业兼并国营企业，是工人阶级的耻辱，城里人的耻辱。”
    说这话的人忘记了，红嘴子早就由生产队变成公司了，红嘴子人早就由农民变成员工了。员工就是工人阶级，但城里人不承认，在他们眼睛里，万变不离其宗，你红嘴子嘴大能吃天，吃完了你该是老农还是老农。你有城市户口吗？你有吃商品粮的小红本吗？你的孩子进得了城里大学堂吗？也能进来，你得拿钱。你修条路也得自个儿掏钱，我们城里修了多少路，我们自个儿掏过一分一厘吗？你盖大楼盖小楼也得你自个儿掏钱，我们虽说住的不如你们宽绰，但是我们不拿钱，我们的房子叫福利房。这就是区别。城市和农村、工人阶级和老农，一百年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老农们问一声：“把你厂子兼了并了是耻辱，那你们把厂子办得稀哩哗啦，就不算耻辱吗？”
    这样的话，多半没人答得出。
    但是四平市干部们空前团结起来了，他们悲壮地提出：从今后，不喝红嘴子酒，专喝市啤酒厂的酒。谓之“爱国酒”。这就难免叫人想起了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但红嘴子人分明是中国人呀！他们制造的东西不是东洋货呀！怎的竟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志？
    这是四平人的一大发明！
    四平啤酒厂大大地高兴了。他们的酒成了香饽饽，连日来都有大车小辆出来进去，空车进来，满车出去。正月里来是新春，拉上那啤酒出了门，大车小车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爱国的干和群。
    会喝不会喝的都送。爱喝不爱喝的都送。“爱国酒”嘛！我们是伟大的爱国者。
    四平市啤酒厂的库存转瞬为零。但是酒款没收回来多少。因为是主动送去的，不好意思跟人家要钱。再者，送一回两回行，送到第三回上，自己不烦人家就烦了，说“这老爱国酒咋喝起来没完没了啦？”还有的说“把那个‘国’字去了吧，不就是叫我们买他酒吗？”
    物极必反。没几天，库存又上来了。由“同仇敌忾”组成的松散联盟此时便成了一盘散沙。直到今天，四平市啤酒厂还在勉力支撑着，虽无效益可言，但他们是足以自豪的。他们以自己的顽强抗争，维护了国有企业的崇高地位——“国老大”焉能与老农为伍？他们虽败犹荣。
    碰了一鼻子灰的红嘴子倒没那么小心眼。兼并成功，对他们来说，有利有弊；兼并不成功，对他们来说，也是弊与利共存。搞企业也跟做生意一样，买卖不成仁义在，买卖就是买卖，是经济范畴的事，不必泛政治化。
    大路通天，各走半边。
    红嘴子另寻自己的路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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