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悄悄地起变化。
对红嘴子而言，1987年无疑是它前进道路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一年是酝酿巨大变化的一年——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一年的11月，有一本书震惊了世界。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的《改革与新思维》。该书以俄文和英文同时在苏美两国出版，很快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中文版是1988年3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的。从表面上看，这本旨在探讨苏联——兼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改革的书，与中国的改革似有相互呼应之意，实际上，它阐述的“新思维”与中国的改革思想与实践大相径庭。《改革与新思维》的发表，顺应了西方、特别是美国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的长期战略，从而在西方世界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则引起了一片思想混乱。在中国知识界中，这本书也广为传播。
还有一本书也流传甚广，那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1988年1月写成的。这本书用了一个非常狠辣的名字：《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相信，到1999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末，西方对东方，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将可以不战而胜。《1999——不战而胜》于1988年9月由长征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样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
邓小平曾经预言，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吹进来，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
在中国知识阶层中间，悄悄地涌动着一股思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潮。持这种思潮的人，被西方媒体称作“持不同政见者”。这股思潮的矛头所向就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进行反击。
形势发展应了毛主席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1988年底和1989年初，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了一些集会、大小字报和传单，还有社会名流的上书等等。到1989年夏天，终于演变为影响深远的天安门广场政治动乱——这场动乱后来被叫做“六四风波”。
四平离北京很远，红嘴子离天安门广场也不近，出人意料的是，“六四风波”的余震竟也波及到了这里。随着天安门广场上镇压暴乱的枪声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变动，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党的政策要变，其中有一项可能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要变。于是，先富起来的就成了众矢之的。在四平，主要的矛头所向对准了红嘴子。出现了一些否定红嘴子、同时也否定整个乡镇企业的说法。好像乡镇企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
卢志民有点紧张，觉得似乎又出现了一条绳索，要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他在背地里跟朋友发牢骚，见到上边的人就问：“中央政策真的变啦？我又错啦？”
时过境迁，我们完全可以用洞察一切的大智者的眼光，批评卢志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或者说他“杞人忧天”——我们当然比卢志民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准高多了。
但这是事后诸葛亮。智者耻为之。
当时，卢志民仅凭直觉，就已经比我们凭理性判断对事态发展理解得准而且深。
风头来势很猛。
吉林日报资深记者单海鸥来四平采访，迎头赶上了这股风。单海鸥长期做农村记者，对农村情况比较熟，他敏锐地感到针对红嘴子出现的种种指责，不是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他写了篇长稿，予以剖析。
单海鸥的文章发表于专供省领导参阅的、吉林日报总编室编发的《内部情况》第16期（1989年9月4日）。该文开门见山写道：“一直谨慎经营的四平市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继1986年的挫折后，今年又面临困境。这困境主要来自政治方面。”
单海鸥的文章披露，当时，四平市广泛传播一些谣言，其大者有：
“卢志民他们几个被抓起来了，是贪污罪。”
“卢志民在上海搞破鞋，得了艾滋病，快死了。”
“省里要整红嘴子，领导发话了，等着看吧，准有好戏。”
还有往卢志民家里打电话的，骂他，嘲弄他，威胁他。也有关心他而不明真相的老领导和熟人问他：“有没有呀，那些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
卢志民本就睡不好觉，这样一来，简直就没法睡了。气的刘香兰一到晚上就把电话插头拔了。
最厉害的是8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公司派人整修市里通红嘴的公路。那是公司投资20万元与市公路局联合修建的，是功垂一方、造福千秋的义举。
如今，修路纪念碑就竖立在屯子头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车辆，在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上经过，一边赞叹这儿路好，一边抬头就能看见那块碑。
就是这样的义举也成了他的罪状。
那天，工人们正干得起劲，来了一位市公安局的警察，此人到了现场，就破口大骂：“卢志民就会搞这套刁买人心的勾当！什么农工商？农民，农民，不好好种地，搞这些玩艺儿，不是不务正业么？这是赵紫阳的路线，上边说的。”口气挺硬，真的一样。
其实，“上边”根本没人这么说。
他还宣布“卢志民是赵紫阳树的黑典型”，说“赵紫阳都倒了，卢志民还有啥咒念？”他喝令停工，工人们不听，他就收缴了修路车的牌子和驾驶证。
紧接着，红嘴子所在的铁西区派出区审计局对红嘴子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要查他们是否存在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
审计的结果是：几年来，国家按规定政策对红嘴实行免税670万元，大都用于积累、信贷和发展再生产。在整个经营中，收入和支出笔笔相符，应付款和应收款大体相抵，预计年末可以还清所有贷款，并基本备足了明年生产所需原材料，自有流动资金较充足。没有发现贪污、行贿、请客送礼等情况。未发现几位主要负责人有私分及受贿等问题。去年，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都有奖金收入，25万元至45万元不等，全都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区审计局领导说了公道话：“没有国家的好政策，红嘴子不能发展；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红嘴子不能发展这么快。”
但指责声并没有停止。说红嘴子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政治上投机，经济上作假，生活上腐败”。其主要证据是：一、四个带头人每人都盖了300多平方米的豪华小楼；二、卢志民坐的车是皇冠超豪华。
这就又向红嘴子派来了调查组。
小楼是有，就在与红嘴宾馆一墙之隔，呈“田”字型兀立着。以二十一世纪初期即本书写作时候的眼光看，那几座楼既不抢眼，也不时尚。但在1989年，客观地说，它们有些叫人心怀妒嫉。本书前边提到过，省委书记高狄曾经开玩笑说，卢志民的办公室比他在长春省委大楼里的办公室好，卢志民开玩笑要跟他换。可以说，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的住宅也不见得比他们那四座小楼好。300多平方米，前有院落后有园子。千不该万不该，他们的小楼落成于出现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前。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直到这一年，已经拥有数千余万元固定资产的红嘴公司一把手，住的还是18年前他自己翻盖的小平房，尽管屯子里许多人家都起了新房。
乡亲们早就张罗给他们的经理盖楼了。说：来红嘴子参观的人缕缕行行，头头们的家不像那么回事，有失体面，还有的说经理住这样破房子给他们美好的家园抹了黑。
卢志民说：“等大伙都能住楼的时候，我们几个再盖，眼下不忙。”
当市委调查组来到的时候，隔着一条道，五栋红嘴子集体公寓大楼已经起来了。
调查组的同志来到红嘴子，看见饭前饭后日头影里，老农们纷纷走出新居，个个喜形于色。调查组人也为他们高兴。但负有调查使命，他们就故意问：“住上大楼，你们挑水吃就费劲了。”
老农说：“我们红嘴子早填了大井，改喝自来水了。你不知道？”
“那……养个鸡鸭鹅的，就不方便。”
“我们不养鸡鸭鹅，我们有个养鸡场，吃鸡吃蛋都方便。”
调查组人含糊答应，转悠一圈，又手指小楼问老农：“这个……你们对经理们盖小楼有啥想法？”
老农指了小楼指大楼，说：“没那边的小楼，就没这边的大楼。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调查组同志被问得没话答，就点头，说：“你们的看法挺深刻的。”
这里还有一件我参与的小趣闻。我在长春也听到了风言风语，我惦记着卢志民，真怕他们出事。我赶到红嘴子，我一个人出去，随意抓住一个中年男人，悄悄问他：“听说卢志民拿你们集体挣的钱盖楼，有这事吗？”
那位前本地农民、现公司员工瞪起眼睛，反问我：“你是干啥的？”
我说：“你一个人知道就行，别嚷嚷。我是上边派来搞调查的，你跟我说实话，没事儿。”
他说：“用不着说假话。经理没想盖房，是我们大家伙看他们住的房子太差，提的意见，公司理事会定的，要盖都盖，拨了500万，经理盖
小楼，员工盖大楼。你既是上边来的，必是经的多，见的广，我听说，外地农民企业家不如我们红嘴子的，都比我们经理的楼高级。”
我说“是吗”，抽身走开了，那位员工还在后边喊：“要调查，你上城里调查去，有的干部拿国家钱盖房子，你看不着啊？”
我装作没听着，慢慢走开了。
晚上吃饭时候，卢志民笑问我：“乔大哥，你也当上调查组了？”
我说：“你咋知道？”
卢志民说：“你前脚走，后脚那个人就找我来了，叫我加小心，说有个人，长什么什么样，说了什么什么话——我一听，就猜到是你。”
我说：“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卢志民说：“我告诉他放心，我说那是咱好朋友，跟你闹着玩的。”
再说调查组回去，向市委汇报，说：“人家老农都没意见，咱何必指手画脚？又不是财政拨的钱，人家自己挣的，还不叫人家花？”
这事传回到红嘴子，老农们不知首尾，就生气说：“想当初红嘴子人吃吃不上溜，住住不上溜，社员不叫社员，一出门，人家都当叫花子，他咋不来调查？如今我们自个儿掏钱盖房子，没要国家一个铜子儿，没少交一分钱税，我们招谁惹谁啦？咋就看着我们过好日子不顺眼？说句不中听的，卢志民他要是搭个破窝棚，盖个小马架子，夏不遮雨冬不挡风的，饿死冻死，保险没人说三道四，吆五喝六。说的好听，叫农民富裕起来，叫农民富裕起来，真富裕起来了他真不乐意。”
幸亏市委领导没听着这些话，要是听到了，也得抱屈。中共四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换了多少茬，没有一茬不是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红嘴子的，大多数局委办也是支持的。卢志民当上“十佳”农民企业家，党的十三大代表，全国劳模，都离不开市里的支持。一位领导同志谈到他的感想时说：“叫他们盖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落后面貌，创建新的生活，岂有共产党害怕人民过好日子之理？”
他的话代表了所有领导同志的意见。上级机关听到某些反映，把工作做得细致些，并没有什么不好。话不说不透，道理不讲不明。这一调查，领导心里有了数，再听到反映或上级问讯，也好回答。何况当时对乡镇企业正有许多说法。有些人把事情看得重了，也在情理之中。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查红嘴子盖小楼，不过是整个形势的一个点。
从大的方面说，针对的还是我国正在蓬蓬勃勃发展的乡镇企业。
1988年到1989年，国家经济跟国家政治一样，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消费品供应不足，一些地方出现抢购风。
这种经济形势出现的原因很复杂，有其自身的规律。国家为了扭转局势，提出调整整顿是正常的。
不仅乡镇企业要整顿，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在整顿之列。你过热了，你使发展失去平衡，你造成了投资失控，银根吃紧，物价浮动，市场混乱，不整顿行吗？
但是为什么单对乡镇企业乜斜起眼睛来了？仿佛国家经济出的毛病都是乡镇企业造成的。你们可怜的、可鄙的、不安份的老农呀！你们种了几千年地，养活着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你们不论是黄土地上的、黑土地上的、红土地上的，平原人、山里人、河岸水网上的人，你们纯朴，你们勤劳，你们善良，你们是种庄稼的好手，青纱帐专家，生产出的高粱是红的，收获的大米是白的，打下的大豆是黄的，你们还供给我们那么多菜、蛋、鱼和肉，我们多么感激你们！但是你们内心骚动起来了，目光灼灼起来了，手脚烦燥起来了，你们要开工厂，办商业，搞副业，这不是从城市人嘴里抢饭吃么？不是挖国营企业墙角么？不是拆全民所有制台么？
你们最善于搞不正之风，你们的资金哪儿来的？贷款怎么弄到手的？你们办的那些破厂子的原料来自何方？产成品怎样卖出去的？你们跟胡传奎一样，一开头“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没几年你们就富得流油了，你们的财富怎么增长起来的？不用问，一想便知。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路子。你们搞的那套玩艺儿没列入国家计划，你们只能偷偷摸摸干。你们一进入商品经济这个混乱的大世界，立刻就学坏了，人往好里学是走上坡路，人往坏里学是走下坡路，学坏容易学好难，你们于是不再纯朴，不再善良，也不再勤劳，你们简直坏透了，用你们的乡下话说，是俩兽医抬头驴——没治了。
所以国家要整顿必先整顿你，不是整顿是整治，不整治你们不行了，你们快骑到国营经济脖子上屙屎了。
那样的乡镇企业是有，就像国有企业也存在违法乱纪现象一样，全国乡镇企业成千上万家，能保证素质都那么好，行为都那么规范？这样要求是强人所难，也是不实际的。
我们共产党讲辩证法，讲的就是看主流，看大多数。主流好，大多数好，那就是整体好。这个整体不能否定。
乡镇企业正是这样的。
不过，当时否定乡镇企业的那股风刮的挺猛。刮得卢志民不得不召集他的班子成员开会，学习，讨论，一开好几天。他们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那些沟沟坎坎，坑坑洼洼，紧急时刻，紧要关头，十字路口上徘徊，脚往东迈，路朝西行，千回百转，柳暗花明，何时大步前进，哪里暂时歇脚，大起大落，亦庄亦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白日放歌，青春做伴，冬去春来，花谢花开，贫苦的农民站起来。
学习、讨论了好几天，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浓妆淡抹总相宜，听的是党的话，跟的是党的步，唱的是富裕歌，走的是光明路，没错呀！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错，红嘴子就没错。
这样想着，就不怕了。
办事不顺，就等着它顺了再办。路不好走，就拣着还能过去的地方行。实在过不去的，就先退回来。“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当年写过这么一篇文章。
就这样，硬是坚持下来了。生产一天没停，厂子一个没砍，人员一个没遣散，收入一点没减少。乡镇企业到底是该砍还是该留，始终是一本糊涂账。你说合法吧，走到哪儿都有闲言碎语跟着；你说不合法吧，也没见真有红头文件下令一刀切。
见解深刻、文笔犀利的名记单海鸥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写道：“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面临的困境不是个别现象。据记者掌握，目前有许多农村企业家心不托底，他们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现在需要的，是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思想上的疑虑，让他们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振作精神，搞好生产和经营，为振兴我省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份《内部情况》反映的问题的严重性肯定引起了省里的重视。省政府决定再次树立红嘴子，给他们颁发了一块“发展农村经济红旗单位”牌子，还发了文件，号召全省农民、农村干部向红嘴子学习，加快发展步伐，尽快摆脱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问题。
卢志民在挨过一阵乱棒之后听到这样喜讯，非常高兴，跟卢宪臣一块去省里领了奖牌，满以为天放晴了，灾难过去了。哪知道，回到家里，没等把牌子挂出去，省里就打来紧急电话，叫先别挂牌，说有新精神了。
卢志民和班子成员摸不着头脑，就派人去省里探风。
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高树山唉声叹气，连说“不理解，不理解”。
事情弄明白了。原来是省里有的领导还是对红嘴子不放心，还是觉得乡镇企业像是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来源，说，不砍掉他们已经是网开一面了，哪里还有当红旗、叫别人学习的资格？争论不下，事情搁浅。但事情做得匆忙，文件发出去了，牌子给人家了，覆水难收，何况是省政府名义发的，再发一个文件说前一个文件错了，以现在的为准，那多叫人笑话。还是当时的省委常委、秘书长任俊杰给救了急，他提出一个折衷办法，说，收是不好收了，改一下提法吧，要是觉着“红旗”两个字太政治化，就改“红旗”为“模范”吧，“模范”可以理解为生产搞的好，人家生产搞的确实好嘛，莫如就授予红嘴子一个“发展农村经济的模范单位”称号。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稳妥。
正式通知了红嘴子，卢志民他们只好把牌子上的“红旗”涂掉，换上了“模范”。但心里不是滋味，酸甜苦辣咸，啥都有了。
针对一片贬低、排斥和否定乡镇企业的风潮，北京也动起来了。所以才有农业部和国家计委决定举办“七五”乡镇企业成就展览，才有树红嘴子为“中国第一村民小组”之举（见本书“释题 梦现红嘴”）。
一向为乡镇企业擂鼓呐喊的中国乡镇企业报的做法最有力。他们没用自己写文章，只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邓小平关于乡镇企业的谈话。那是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跟南斯拉夫客人讲的。中国乡镇企业报用的大字标题是：《邓小平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倾向非常鲜明。
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总的来说发展是比较快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邓小平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中国乡镇企业报，1992年6月12日）
邓小平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顾年事已高，自己出马为中国经济发展助推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一路上讲了许多话，字字千钧。深圳一家报纸的随行记者写出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记此盛事。
邓小平南巡讲话，彻底扫清了在经济发展方向路线问题上的云遮雾罩。
中国大发展的春天来到了。
红嘴子大发展的春天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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