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革命是无产者“盛大的节日”。
红嘴子人说，我们盛大的节日是由“农民”变成“员工”那天。
那天是1984年5月15日。
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各种肤色操各种语言的亿万人民来说，那可能是极普通的一天，但对红嘴子人，那一天不寻常。
红嘴子人将会记住这个日子。从这天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乐享天年的人们将会记住这个日子。
如果说，1970年12月30日，当21岁的返乡知识青年卢志民，经乡亲们推举，就任红嘴子第二生产队队长，标志着本地开始走上治穷致富康庄大道的话，那么，1984年5月的这个日子，则将因红嘴子人脱离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阔步迈向现代文明时代，而成为这块土地自有人居住以来漫长岁月中，最重要的一天。
在山海关外，苍茫辽阔的东北大地上，真正的春天是从5月开始的。立夏鹅毛住，小满鸟来全。江南早已“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黄河流域也已春光满眼。我们这里不行。“五一”劳动节了，我们才在柳树梢头看见了绿叶，慢慢地才见桃花红了，李花白了，丁香树紫了，我们的大地才变得绿茸茸，叫天子才会在碧空里钻上钻下。
与其说5月是夏天，莫如把它当春天更准确。
我们的希望萌生在春天，我们的种子播撒在春天。
春的希望在5月。
春的收获在5月。
1984年的5月，红嘴子人个个脸上春风荡漾，心头春意盎然，祖祖辈辈受饿挨冻的红嘴子人，希望生了又灭了的红嘴子人，圣母曾经关照又杳然远去只给他们留下美丽幻想的红嘴子人，被侮辱与被损害又凛然不屈、庄敬自重的红嘴子人，创造了奇迹的红嘴子人，养育出一代英豪、向大时代推出了自己杰出代表而又不失其纯朴的红嘴子人，我们的农民兄弟，我们的父老乡亲，把希望给了自己也给了我们大家的红嘴子人，啊，这一天是你们盛大的节日，请允许我与你们分享这快乐和幸福……。
???????? 1984年5月15日，吉林省四平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宣告成立。
无论是“条子河公社条子河大队第二生产队”还是“条子河公社红嘴大队第二生产队”，这样的名称将成为历史。
无论是“红嘴子农民”还是“红嘴二队社员”，这样的名称将成为历史。
从这一天开始，他们新的名字叫“公司员工”。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
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如果从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算起，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已经存在了二千六、七百年。如果更远一点，从传说中人身牛首的神农氏那儿算起，则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的雏型已经存在了大约五千多年——神农氏的那个“农”字就表示着他是农民。他生得“人身牛首”，就是由于耕田的缘故。但我们实在并不懂得耕田，我们是靠打猎为生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叫狩猎时代。我们是肉食动物。神农氏跟我们一样吃肉。有一天，神农氏忽然愁眉不展，他在白茫茫的大地上走来走去，想到他的儿孙一代代延续将会越来越多，可供狩猎的飞禽走兽越来越少，他们岂不要发生饿馁之灾吗？他老人家这样想着，不免垂头丧气，这样，他就看见了大地上有一丛嫩苗，嫩苗上边有果实，果实见到他，便立刻成熟，他摘下来尝一尝，只觉香甜可口，有一些果实掉到地下，便即发芽，开花，结出饱满的颗粒。他在一瞬间见到了这一切，他把这整个过程叫做播种和收获。他选出了麻、黍、稷、麦、豆等五样东西，叫它们作“五谷”，另外的就叫“杂粮”。他教我们播种和收获，他把这过程叫做“种地”，把种地之业叫做“农业”。他是我们的祖宗，他是神，我们不敢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字，我们便叫他作“神农氏”，以示我们的尊敬和感激。我们是他老人家的孩子，我们是民，所以我们叫“农民”。
最初我们兴高采烈，尽管由吃肉改变为吃草（谷物可泛言之为草）有点不习惯，但我们很快习惯了，因为种田比打猎要来得容易些，也有保障些。可供种田收获的土地也多，不必上化肥，这块地乏了，我们就换一块地，是为轮耕，也是神农氏教给的。那时没有空气污染，我们没见过烟囱林立，污水横流。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快活。
但我们当这“农民”的时日太过久远了，日久难免生厌。不仅因为日久，主要是由于农家生活太苦了。俗话说“顺垅沟找豆包吃”，有那文人唱戏，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更有诗人说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梁山好汉阮小七唱的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我们期待着有所改变。
红嘴子农民期待着有所改变。
因此有卢志民应时顺势而生。
给他起名的那位户籍员不是寻常人物。他是上天派下来的一位尊神，即使不是尊神，在卢志民的父亲求他给儿子起名的那个瞬间，也定有一位尊神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两个字。那位尊神一定是神农氏老人家。他轻轻告诉户籍员的那两个字是“志民”。
户籍员同志不是随随便便说出那两个字的。
“志民”的意思不是“志在当农民”，我们后来知道了，红嘴子人后来都知道了，那两个字的意思是要这孩子“立志改变农民”。我们的老祖宗交下了一件重大而艰难的任务给他，叫他重写那个“农”字。
为什么他的眼睛里常含忧郁？因为他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
与他一起执行使命的，是这个时代，还有他的战友和乡亲。
他的脚步迅疾，简直是追风掣电，改变五千年的农民史，只用了不到十四年。在就任红嘴二队队长的第十五个年头，一个晴朗的春天的上午，经卢志民提议，社员大会通过，决定改红嘴二队为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并决定，每年5月15日为红嘴子“公司节”——中国新世纪农民节。
???????? 第一届“公司节”庆典，在宏伟的四平市人民剧场举行。
公司放假一天，全体员工进城。进城的红嘴子人盛装打扮，花团锦簇，一个个目光流盼，神采飞扬。当他们乘坐的大轿车昂然驶上城市大街的时候，前行开路的小车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笛声，其激昂也如战号。
问城市，可还记得眼前这些人吗？是的，你们必定记得，因为你们对他们原很熟悉，不过，现在是否感到陌生了呢？不错，那是他们。曾经一身土气，满脸晦色，只有秋后分红时分，他们才能显得有些活气，他们才敢大模大样地进城来。现在并不到秋后，他们就来了，气宇轩昂。
城市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看着他们。
凡城里有的现在他们都有，可能比城里有的还要好些。
不管城里人怎么想，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都要诞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需要是新事物的母亲。
红嘴子经济冲破单一农业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兼及商贸，在运转过程中，逐渐与原有的行政型管理体制发生了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一种基本社会矛盾的统一体。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当这二者之间处于协调状态的时候，生产力就发展，经济水平就提高，社会就进步。反之，当生产关系发生危机，社会就动荡不安。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永远处于被动协调——冲突——变化以达到新的协调的动态过程中。
体制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体现。体制变化直接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变化是顺应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生产力就发展，变化是违反客观需要的，生产力就遭破坏。前者的例证是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引起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后者的例证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全国强行推广，引发的持续不断的生产力破坏与生产水平下跌。
这种适应与不适应的关系在红嘴子体现得非常明显。
生产队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细胞，它的职能主要是管理农业生产，兼及一定的行政事务，如督促农民交公粮，出民工等等。生产队不具备管理工业的能力。你购买工业原材料或者推销产品，联系其他业务如要求参加产品展销订货会之类事，你就不能以生产队的名义，否则人家就会怀疑你购买工业原材料的能力，或者以为你是搞投机捣把的二道贩子。你的产品说不定会叫人怀疑是偷来的，你要求参加产品展销会，人家会以为你有精神病，或者告诉你到农展会去吧，那地方才卖高粱玉米大黄豆。
你搞工业就得用工业名义搞。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不遂”就是办不成事，倒吃了一顿冷嘲热讽。名一正那就好多了。一听吉林省四平红嘴啤酒厂的，人家就敬烟让茶，说“请，请”。厂子介绍信比生产队介绍信好使。然而那厂子是归生产队管的。在红嘴子范围内，所有厂子都得听生产队的。反过来，到外边，生产队借厂子光。这道理没法讲。
还有更没法讲的。红嘴子的企业都已经发展得规模相当大，网络很密实，机构很健全，厂长下边有科长和车间主任，还有工程师和技术员；商店有经理、主任；汽车队有队长；农田队和蔬菜队也各有队长主事；就是小小的卫生所和托儿所，也有所长、主任；队部这边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而统领上述种种官职的，比上述所有的“官”都大的官，是什么呢？是“小队长”，就是卢志民。那时，卢志民和刘洪义、张玉佳、卢宪臣挤在一间小屋里办公，门口挂两块牌子，一块上书“队长室”，另一块上写“厂长室”。刘、张、卢都是厂长，卢志民是队长。这就叫来办事的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按照社会习惯，认定厂长比队长大。明明跟厂长谈妥妥的了，却听那位说，“这事得向我们队长请示一下”。
咦！你红嘴子开什么国际玩笑？
最最主要的，在于生产队体制制约了农工商的发展，因而是必须予以改变的过时的结构。提升到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
生产力发展。
四平市委政研室主任、胖胖而戴眼镜的时俊峰，最先发现了这种不适应。是他最先跟卢志民提出了改名建议。“婴儿长大了，就该脱离摇篮。红嘴子长大了，生产队这个摇篮装不下它了。它必须要跳出那个摇篮。”
此言正是卢志民所想。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呀，这是党中央文件规定的，咱们哪敢随便改动。时俊峰说可以改。他还建议新的红嘴子
就叫“农工商联合公司”，说这个“悠车子”（摇篮）暂时装得下红嘴经济这个大胖小子。
时主任带着室里边的两位秀才，赵铁民和耿黎明，在红嘴子蹲点，调研了一个月，形成一份建议红嘴子改制的报告。
市委书记可沐云在报告上批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红嘴早已名存实亡，我同意成立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
市长郭永德、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孙述昌，都在报告上签了字。
这才有了前边说的老农进城，扬眉吐气。
卢志民也从小队长变成了大经理。
可惜的是，时俊峰不幸英年早逝，至今卢志民提到他时，都痛惜不止。红嘴子事业屡上层楼，高潮迭起，可算是对这位一直关心着它的、政策水平很高、理论功底很深的领导者兼朋友的慰藉吧。时主任地下有知，当会时时开颜一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