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该讲一点轻松的故事了。
让我们接续前边的话头，说说卢志民他们怎样网罗人才。
他们必须在网罗人才上下大功夫。他们自己这块地方虽然可以称之为人杰地灵，但勿庸讳言，从本地人中间找庄稼院的行家里手，那不费吹灰之力，要多少有多少，但要找办工业例如啤酒工业的专家，就有点难，可能相当难。卢志民哥几个，可以称为决策、组织和管理奇才，却不能叫他们技术专家。他们后来分别进修，努力学习，也都有了经济师、高级经济师职衔，但他们的所长仍在管理。造啤酒还得另外寻找能人。
“人才是企业振兴之本”，多年的经历使红嘴子掌握这样的观念毫无困难。他们调人进人方便得很，既不需要组织部审查，人事局研究，党委会讨论，上级批准，也没有公文旅行、档案调转、关系疏通一类正儿八经的葫芦案。他们自己就是组织部和人事局。他们的公章盖起来非常麻利，手续极其简捷，根本用不着多少多少工作日。他们决不会错过时机。城市无法和他们对抗。城市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人挖走，把钱赚去，把优势抢到手，把劣势和遗憾留给你。城市在他们面前永远得充当败走麦城的角色，如果城市仍旧自以为了不起并且不思改变的话。
杨武全那年才29岁，一看他那双眼睛，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机灵人，然而又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个性强的人往往会感到生不逢时，郁郁不得志，因为他们有才，又不大会处理人际关系——“不对，”杨武全说，“我把人际关系看得透透的了，我会整那一套，也能整明白，我就是不愿意那么整。”这就又多了一条：他们往往自命不凡，以清高自诩。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心态，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宁肯在首阳山上饿死，也不肯去俯就他们不喜欢的周天子。世人讥之为“穷酸”，他们自己凛然目之曰“风骨”。他们中间的杰出者虽隐之于深山老林，仍会为世人所崇敬，必要费大劲请出来，“先生不出，奈苍生何？”如诸葛亮一类大智者。但也有人不必请，自己就跑了出来“毛遂自荐”。毛遂还算是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就成了南郭先生，还有“清客”、“食客”和“相公”之流。“食客”一词概括最准，也最辛酸，吃人家的嘴短，花人家的手软，只好随人家的眼色俯仰了。“食客”中也不乏有真本事的，《战国策》中那位嫌伙食不好，待遇不高，唱“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的冯谖是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红楼梦》里的詹光、卜世仁则是最没出息的食客，曹雪芹连给这种人起名字都失却了温柔敦厚而直接斥之为沾光，不是人——这有点不符合大作家怨而不怒的风格。
如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早摆脱了“清客”的命运，他们已不光会说，他们还能做。他们是实际建设的参预者和实行者，而且往往敢“为王前驱”。邓小平比毛泽东高出一筹之处在于，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最懂得知识分子价值的人，他的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在中共党史上可谓稀世之音，因而震聋发愦。当然，毛泽东也不肤浅，他讲知识分子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应该向工农兵学习，也有他的道理。他尖锐指出的知识分子身上的臭毛病，如孤芳自赏、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等等，都是切中要害的。
卢志民有时候就看不惯杨武全，笑他“放不下小架儿”，杨武全也不恼，仍我行我素。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总体上说，仍是油和水，而不是奶和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互尊重，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崭新的生活，享受美好的人生。
大连轻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工业发酵专业高材生杨武全，在他原来那个单位，被认为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处境不妙。卢志民就钻了这个空子。如果他们下手晚一时半分，杨武全可能是大邱庄禹作敏的人了。杨武全认定不能在国有企业干，决心找个乡镇企业栖身，大邱庄已经派人跟他接头。
卢宪臣征得卢志民同意之后，立刻任命杨武全为啤酒厂技术科长。杨武全说，我还没同意呢，你先别宣布。卢宪臣说，那不是早晚的事嘛。
杨科长在卢经理陪同下，去巡视工厂，发现那里只有一片平地，庄稼割掉了，乱的荒草还在，唯一表示这儿可能是工厂的，就是一堆石灰和几堆沙子。
杨武全哑然失笑，说：“原来我是个空头科长。”
卢宪臣说：“谁说的？基建工程、设备安装的技术把关就是你，你不到位，谁敢开工？”
一下子被赋予这么大责任，杨武全深感意外，但并不觉得过份。他在大学的毕业设计就是啤酒厂，仿佛卢志民他们了解这一层似的。
杨武全不禁想起头一次来红嘴子，与一把手的谈话。
“你的待遇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卢志民劈头就是这么一句。
杨武全愣了一下，他从没见过这样简捷明快的领导风格。他下意识地恭谨起来了。作为知识分子，他总有一种偏见，认为凡是占有“领导”二字的，都是“官僚”或“官僚体制”的化身，而不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人早已被“异化”为非人。他最不乐意的事就是与这种“非人”打交道。
卢志民叫他的看法发生了动摇。他没有思想准备，人家问了，不能不答，急迫中，他冒出了一句：“这个……我无所求。”
这样说完了，就觉着不妥，一是用词文诌诌而显酸，二是意迟迟而露假。在卢志民这样的聪明人面前这么说话，肯定叫人家笑话。凡人皆有所求，我亦有所求也，不然我舍他而就此，何意乎哉？人家直截了当问你，说明人家想认真跟你讨论问题，你就应该还人家以认真，该一说一，该二道二，当真人不说假话。如果硬要玩弄儒雅，搞含而不露那套，倒显得浅薄了。
毕竟是杨武全，想到这里，他赶紧改口，还模仿大众化口吻，说：“也不是无所求。我的意思是，你们看着整，够意思就中，你们二位啥人物，还能亏待我咋的？”
卢志民笑了。杨武全不知道他笑从何来，脸有点发烧，而且刚才的大众化表述方式，自己感到似乎过了点，而且不大自然，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戏剧表演专业学生蹩脚地背诵台词。
卢志民分明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你既然不愿意直说，这么的吧，你到红嘴子来，就是成天睡大觉，我每年必保你5000元工资。听说你家房子不宽绰，我们给你买房，你看在市里买还是在红嘴子买？要是在市里，那你每天上下班都有车。你看行不行？”
什么？这就是主要负责人对一个新干部的谈话？没有纲和线，没有一二三，没有要求和希望，叮咛和嘱咐？是的，都没有。光有待遇，而且还可以“成天睡大觉”？杨武全低下了头，又抬起了头，他说他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卢志民不容他考虑，红嘴子说干什么都是急如星火的。
还没等办手续呢，也没派人去和他原单位领导商量，卢志民就请他过来，说有个会他最好参加一下。他以为是来看看，感受感受，就来了。没想到，一来就请他到主席台上就坐，当着那么多人，也不好谦让，半推半就坐了。是公司的全体员工大会，卢志民把杨武全介绍给大家，把他好顿吹捧，“大学生”、“专家”、“大拿”一类好听话都有，吹捧完了又请他讲话，卢志民还特别指出，说“杨工”文武全才，诗作的好，今天他可能要即兴赋诗一首。
哪有这种事！全是强加于人！
但是职工们热烈地望着他，朝他使劲鼓掌。
也怪自己一时虚荣心发作，也不是虚荣心，是真的受了感动，情发于中而形于外，真就当着那么多人，杨武全讲完话就诗兴大发，像曹子建“七步成章”或李太白“倚马可待”那样出口成章道：“立志终生酿啤酒，酿得啤酒滚滚流，酿得啤酒流三江，酒不扬名志不酬。”
也不知道真是诗作的好，还是大家鼓励，反正卢志民一拍巴掌，大伙就都跟着拍。
杨武全还得意呢，不提防，第二天四平广播电台报道红嘴子开大会，把杨武全弃国有就乡企的举动，当作改革年代一件新鲜事给捅了出去，报道给他的头衔就是红嘴公司新建啤酒厂技术科长。报道还着重渲染了这位知识分子如何大发感慨，即兴赋诗，把诗也给播了。
杨武全一听广播，傻眼了。
他原单位也听到了，就骂他：杨武全小子真不是物，你要走，也该打个招呼，办个手续呀，看电影还得买张票呢，你一个大学生，这么点常识都没有，书白念了。
杨武全有苦说不出，他怀疑这一切都是卢志民导演的，目的是断他的后路，叫他今后要饭吃也得迈红嘴子这个门槛，休想再二意呲呲的。他一直没跟卢志民核实过这件事，但一直认为卢志民这事做的损。
他一个知识分子，哪斗得过卢志民他们。他不知道，这是卢志民调人的惯用伎俩，远的如王振民，近的如王任，手法大同小异。
杨武全后来官至啤酒厂副厂长。虽对卢志民耿耿于怀，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只好认了。
杨武全一到啤酒厂，就没日没夜地审查图纸，制定计划，培训工人，他妈妈从外地过来看儿子，他硬是三天没回家。他要对得起卢志民给他的官衔，给他买的房子，给他预备的车——那车他没坐，他说他年轻，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卢志民也不勉强。这一切无疑都是对他信任的表示，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的内心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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