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报告文学——《百年梦现——卢志民和“中国第一村民小组”》乔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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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梦现——卢志民和“中国第一村民小组”》

第七章

杜康造酒刘伶醉

3 4 、拒绝 “ 一夜退到解放前 ”

    卢志民重新上任后的三板斧，斧斧有声。
    第一板斧，卢志民平了红嘴山上好看不中用的“大寨田”，宣称“大寨路不是脱贫致富路，红嘴子要走自己的路”。这就公然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唱对台戏，而那时，毛主席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的思想还在，他的接班人正高举“两个凡是”大旗，宣誓一定要继承他的伟大事业，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板斧，卢志民打破农田作业“大锅饭”制度，恢复实行他早已行之有效的“小包工”办法。这又公然与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拴到了一起。而此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虽已成为阶下囚，刘少奇并未平反。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说，他仍是党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卢志民喜欢与这样的人为伍，是有根源的。根源在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卢志民是中共党外“最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大一小，自然是灵犀相通的，文明词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俗话叫“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
    第三板斧，卢志民恢复建筑施工队，大规模派出人员四处找活干，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还点燃了冲天炉的熊熊火苗；建起了38门规模的大轮窑，成为红嘴子方圆数十里内一座新的山头，以致让红嘴子封建迷信的老头老太太有了说法，说什么九九归一，一百座山头齐了，红嘴子该发了。这明明是又搞资本主义，又搞封建主义嘛。而此时，邓小平还没提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你说你是超前，我看你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说你不是老和尚，你是小和尚，小和尚也不能随便打伞呀！
    卢志民年纪轻轻，聪明能干，有才华，有胆识，还一心靠近党组织，肯定前途无量，怎么办起事来，全是戗茬的，专戗上头的茬口？你来横的他偏干竖的，你说东他说西，叫他打狗他撵鸡。
    就这么着，红嘴子跟全中国和世界人民一道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进入八十年代的激昂的前奏曲，是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会公报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的发表使全党全国和全体中国人受到极大鼓舞，人们精神振奋，意气昂扬，有一首歌道出了那时人们普遍的心声，那首歌的名字叫《八十年代新一辈》。我不会唱歌，我只记得歌中的一句词是“春光无限美”。
    彼时红嘴子的天空和大地春光烂漫，即使还没有达到“无限美”，那也是比较美的。
    到1980年底，全队工农副业总产值达到创记录的75.6万元，实现利税30万元，人均收入510元。不要小瞧那510元。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从“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一位经济学家形容当时“中国一贫如洗”，不是夸张是铁样的事实。那时，一个机关的处长，一位大学教授，其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钱。红嘴“一步跨入了全省农村的先进行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红嘴子“率先致富”的事迹时说。那是红嘴子的名字第一次随电波走向全国。整个生产队一片欢腾。
    红嘴二队社员正准备团结一心，进一步大干快上的时候，一场风暴席卷了全中国田野山间。
    在这风暴中，红嘴子人晕头转向了吗？
    这场风暴的源头在安徽省凤阳县。此地非同寻常。它是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的故乡，这个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不知道应该说英雄起于草莽，还是说草莽孕育了英雄。反正这个地方有点说道。凤阳县有个小地方叫小岗子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一天，该村的18位农民聚到一块，就像他们的先辈朱元璋啸聚起事那样，他们也准备起事了，不是造反也是造反。他们没有学草莽先辈“歃血为盟”，却按了血手印也是一种结盟。他们造反的对象是生产队里干活“大帮轰”，分配“大锅饭”。大锅里早就没饭了，他们决定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主张是犯忌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以他们的行动采取地下工作方式。他们发誓，决不把他们今晚决定要干的事公开出去，他们明面上干活还是说“大帮轰”，但分配的时候肯定是不搞“大锅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当时的中国农村，不是这样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切都集体化了，集体化就是半军事化。生产队一敲钟，呼呼地社员们都从家里出来了，有的嘴里还嚼着饭。队长分派活计，大家一块干，自然有干多干少的。土命人心眼实，多干多挨累；水命人心眼多，少干少挨累。队长一声断喝；“歇气，抽烟！”大家就坐下来，抽烟也行，不抽烟下五道也行，歪着倒着也行。半死不活，毫无生气，效率低下，事倍功半，是生产队出工的特色。卢志民恨透了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所以他宁可当未入党的“党内走资派”，也要改变之，那就是搞“小包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子村农民们也恨透了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所以他们敢写血书，按血印，也要力图改变之。
    小岗子村的18位农民以为会坐牢的，所以举事之前，都安排了后事。
    他们没有坐牢，他们名扬全国了，成了英雄。都说螃蟹吃不得，他们不听邪，吃了。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是英雄。带有他们血手印的那张血书，如今就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它喊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声。
    邓小平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听到了这个声音。邓小平以中共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右倾翻案风”的主要代表人物，两次被打倒。第一次被打倒后，因为周恩来总理病重难理国事，毛泽东环顾身边，发现无将可派。那时候，这位伟人一定与汉高祖刘邦产生了共鸣。刘邦衣锦还乡时，痛切地吟哦《大风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们都被他“狡兔死，走狗烹”了，以至于边疆多事而无人守卫。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意无意间，也“飞鸟尽，良弓藏”了，国事日艰而无人管理。他不得不起用邓小平，他找到的理由是邓小平“人才难得”。邓小平一旦受命暂理国政，便故态复萌，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大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把他打倒。但邓小平的脊梁骨是钢浇铁铸的，他大声宣告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人民是什么？人民是历史，是厚重的土地，是高远的天空，是与世同在而不朽的自然的奇迹。人民是打不倒的，人民的儿子也是打不倒的。外国人惊讶于邓小平的百劫不死，敬畏地称他为“不死的神鸟”。
    “神鸟”听到了人民的呼唤，他与新的党中央一起，决定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
    1979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四次会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的决定，具体说，则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包产到户”。
    这些规定经过实践，更趋理论化和政策化，逐步形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多数农村，农民们则简称其为“包产到户”。他们曾在1962年前后，尝到过“包产到户”的甜头。也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灾害”，弄得举国陷入饥馑之中，饿死的人以千万计。刘少奇和邓小平断然采取“三自一包”的应急措施，挽国家民族于危亡中。“三自一包”的包，就是包产到户，它的实施，让农民从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了，农民对它有感情。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被逼出来的。在上述中央文件出台的大约半年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痛陈农业危机，他说：“我国农业长期落后，特别是近20年来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虽然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1976到1978这3年，在净进口粮食265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
    人民公社体制严重窒息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文革”期间有“到处莺歌燕舞”的虚假泡沫掩饰着，人们害怕“给大好形势抹黑”，不敢直言危机，现在不行了。现在必须拿出切实的办法来。感谢凤阳小岗子村的18户不怕死的农民，他们提供了办法，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办法一经中央以文件形式提出，很快地就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1981年底，只两年时间，“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
    我们吉林省干什么都慢半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风刮过来，已经是1982年冬天。
    频频开过三级干部会，传达了省市有关文件后，在穷队和富队引起了不同反应。大致是穷队乐而富队忧，穷队动的快而富队比较迟疑。穷队饱尝了集体经营的弊端，富队体验了较多集体经营的好处。弊端是压制了人的积极性，一加一小于二，好处是调动了集体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红嘴子在吉林省，是富队里边打头的，自然忧虑更深。但风刮过来了，不跟着风跑是不行的。
    卢志民本有失眠的老毛病，那几天越发睡不着觉。他想到咱们中国爱刮风，自然的风，政治的风，呼喇喇一阵连一阵，总不断捻。一刮起来，昏天黑地，叫人看不清方向。他听说有的地方变联产承包为分田到户了，更有甚者，像闹土改了，呼儿号儿地，一下子把生产队造垮了。政策落实得太匆忙，有的基层干部政策理解不清，分寸把握不准，下边人问，这个分不分，那个分不分，他就说：“除了空气不分，都分。”一项完整的政策，他就给归纳成一个字：分。有的把生产队队部房子扒掉，砖瓦木料都分了，叫做“粮分光，地分完，一夜退到解放前”。卢志民仔细听了传达，又详细分析了中央文件，他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发点，是通过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革，带动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是部分调整，而不是重起炉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底线的，底线在于，土地的所有制不能变，集体经济的性质不能变。好比一棵大树，变的是枝叶，不变的是根子。
    卢志民和他的几位战友、班子成员商量了好几回。商量的重点是红嘴子贯不贯彻家庭联产承包。红嘴子已经有了几家像模像样的企业，要搞承包，这几家企业当然也要包下去。谁来承包？当然是他们几个头头。别人想包也包不了。他们把企业承包下来，对个人来说，意味着收入增加，权力增长，好处多多。对集体来说，对大多数社员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他们将沦为雇工，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当主人。
    卢志民和他的战友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上级布置下来了，全国都动起来了，咱们不干怕不行。商量的结果是把问题提到社员大会解决。
    1982年11月4日，红嘴二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卢志民在会上传达了上头精神，分析了利弊，问社员：“咱们分不分？”
    社员们也早看透了这步棋。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谁都不傻，谁都掂得出哪头轻哪头重。他们看着队长，一言不发。他们觉得话不好出口。承包，承包，这是上头的精神，大势所趋。听说有的领导讲了，不管什么事，一包就灵。这话他们听着，觉得耳熟。想一想，啊呀，是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儿过来的。
    闷了一会儿场，卢志民说：“既然大伙都不说，想是有些话不好说，怕说深了说浅了得罪人。这么的吧，咱们‘全民公决’。”
    “啥叫‘全民公决’？”有人大声问。
    “‘全民公决’就是大家伙做决定。”卢志民说，“选几个人，组成个走访小组，挨家挨户做调查，同意分就说同意分，不同意分就说不同意分。看主张分的人多，还是主张不分的人多。人多的为准，少数服从多数。”
    大伙一听，纷纷叫好，说：“这个办法挺绝呀，亏得一把手咋想出来的呢？”
    也有明公二大爷，说：“啥公决不公决，就是民主，没听说民主集中制么？”
    乱了一阵以后，推举出了隋成国、李亚琴、卢宪发和高凤文为走访小组成员。
    隋成国是秀才，笔头子造一阵。李亚琴是妇女代表，公道人儿，人缘好。卢宪发是条壮汉子，人很精明，曾在砖场当过副场长，后来官至红嘴集团下属达美包装材料公司总经理。高凤文现任集团下属第二轧钢厂厂长。
    几位调查人员都很敬业，10天工夫，走访了全队161户人家中的113家。没走的人家是因为家里没人，或是外出打工去了，或是串亲戚去了，“咣咣”敲好几回门，房前屋后喊，都没人搭碴。
    走访的结果是112户不同意分，一户同意分。
    走访小组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隋成国执的笔，另三个人签字。报告定稿日期为1982年11月13日。报告开头写道：“我们根据11月4日，由卢志民同志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精神，受领导班子的委托，一行4人组织了一个走访小组，内容以在我队如何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农村经济责任制、（19）83年我队通过哪种形式搞下去，使我们能继续富起来，对现任队长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为内容，进行了走访。”
    原来还有征求对领导班子意见的内容，可能是卢志民加进去的。
    小组的工作非常扎实，报告后边附有他们走访过的每一家的现场问话笔录，笔录后有该户主人的签字或手印。
    报告在谈及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同意包产到户、主张维持现有集体经营体制不变的问题时，列举的主要理由是：集体经营使他们腰包鼓了，日子好过了。将小家比大家，他们担心要是分开家门过小日子，会过的兴许过得不坏，不会过的就别指望发家了，温饱都得犯愁。
    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他们收集到的本队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数字如下：

1983 年初，红嘴人由工分制改为基本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相结合的月工资制。人称“一月一丰收”。

    113户人家中，现只有9户住在土坯房里，其余全都盖了砖瓦房，未盖的9户已经备齐料，明年就要动手盖砖瓦房。
    113户人家中，78户有沙发，家家有收音机，电视机有36台，洗衣机有13台，高低柜45件，立柜57件；自行车户均一辆，手表户均2块，钟户均一座，缝纫机70台。
    另外，最近3年中，本队共有37名小伙结婚，都是新盖的砖瓦房。现20岁以上未订婚的，一个没有，全部被“抢订”一空。前来“抢订”亲事的多为外屯子人，小小子们黄嘴丫子没退净呢，就有人提亲，“我家小二还小呢，不忙”，“也不是就过门儿，先订上，订上怕啥的！”这叫什么？碾盘上扔把条帚——先把窝儿占上。调查报告就此写道：“各位队长，在这个问题上，请你们回顾，是我们的小伙长的好吗？他们都有才吗？怕不是吧？”
    不是“长的好”，不是“有才”，那是什么呢？报告没有给出答案，他们知道，答案是尽人皆知的。
    红嘴二队的形势这样大好，谁愿意分呀？不是神经病么！
    对卢志民交给调查小组的第二项任务，即给队长提意见，他们也完成了。的确提了不少意见，但多数是郭建光给沙奶奶那种提法的，把意见变成了表扬，不是一般的表扬，是大大的夸奖。报告综合社员们的意见是：“这茬队长是我们的造福人，是我们走向富裕道路的带头人”，“他们很年轻，很有干劲，又有充分的工作能力，真是一个团结而有为的坚强领导集体，能管好我们这个大家庭。”
    报告最后说：“尊敬的队长们：更加快乐吧，大鼓干劲吧，带领我们161户人家，759口人，奋战（19）83年！”
    我不知道卢志民当时看到这里会是怎样的感想，但我知道，这次“全民公决”无异于一次信任投票，红嘴二队社员以集体的意志，拒绝在他们这里“一夜退到解放前”，那就等于把一副带领大家奔向小康目标的担子，放在卢志民他们几个的肩膀上了。这是一副神圣的担子，卢志民他们挺身挑起这副担子，就挑起了红嘴山的现在和未来。
    像从红嘴山上顺坡冲下来的小马驹，他们四蹄翻飞，跑得更欢势了。
    在他们后边，旗幡招展，暴土扬尘，是红嘴子八百农民八百壮士组成的一支大军。这要是一支军队，那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发展经济也如打仗，也得能够斩关夺隘，红旗指处凯歌还。
    由隋成国执笔，李亚琴、卢宪发和高凤文签署的、写于21年前的那份历史性的调查报告，如今就保存在红嘴档案室里，与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朱元璋故乡小岗子村的血书，遥相呼应。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中国农民为解决自身问题，自己想出的办法。它们是不同的，一个为救急，一个既解眼前，又管长远。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南一北两个农村小屯提出的办法，都不失为好办法。好的办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僵死的教条，小岗子村在变，红嘴子在变，中国在变，任何办法都要“与时俱进”，才有生命力。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不是要个别人富而多数人穷，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就在于它能提供一种办法，一种可能，让大多数人共同致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在天之灵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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