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嘴子放弃养马来养车，是一件意外事逼出来的。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干得欢势时，忽然祸从天降，一夜之间死了七、八匹大牲口。最初怀疑有人投毒，老社员们尤其是这种怀疑论的主张者，说是“一家饱暖千家怨”，你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不得罪人也是得罪人。
请来兽医一看，吃惊不小，说：“了不得！这是最厉害的牲畜传染病，‘马传贫’呀，快埋，快埋了！”
社员一听这个毛病，都吓傻了，知道别的牲口也保不住了。
庄稼人以土地为衣食父母，种地靠啥？除了一身不值钱的力气，就是牲口。碰上灾年，人可以吃糠咽菜，却不能动牲口料。农民养牲口，比待小孩子还精心。死了牲口，就像死了亲密的朋友，倒了靠山。
红嘴子牲口养得好，个顶个的膘肥体壮，毛色光鲜。红嘴子牲口也像红嘴子人，干活舍得力气，好像它们也懂得为改变家乡面貌必须苦干奋斗似的。卢志民的父亲是车老板子，专和牲口打交道，所以卢志民从小就把牲口当成哑巴朋友，对这些四条腿的英勇劳动者感情深厚。
老社员们见大群牲口暴死，精神几乎崩溃，他们跌跌撞撞，疯了似地赶到卢志民身边，有的拉住他手，有的扯着他衣襟，喊一声“队长，这不是要人命吗”，就大哭起来。
卢志民也流泪不止。假如说，他们的会计跑过来报告说，队长，不好啦，刚取出来的10万块钱丢了——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卢志民也不会哭，顶多痛惜一阵就完了。
他对马实在太有感情了。小时候，老一辈人讲古，说有一家子，日子过得火炭似的，偏偏老天爷不长眼睛，家里走了火，一家人惊慌失措，当家的稳住神，他一没让人救青堂瓦舍，二没叫人搬箱子搬柜，他大声喊：“快，上牲口圈，把牲口牵出来。”天火，天火，那是没救的，不上一个时辰，青堂瓦舍大院套烧了个干干净净。一家子呜呜哭，只有当家的笑。家里人慌了，说：“当家的，你疯啦？”当家的说：“我才不疯呢。”“那……我们哭都哭不上溜儿，你咋还笑？”当家的说：“这么大的火，咱一家子人好好的，牲口好好的，我咋不笑？有人有牲口，几年的事儿，咱家还发。”
庄稼人看重的就是牲口。
卢志民见大伙伤心，自己不敢老哭，就抹一把眼泪说：“牲口没了，地还得种，咱买拖拉机。”
老社员不答应，说：“拖拉机是拖拉机，马是马，拖拉机再好是死物，马是活物。庄稼院过日子，看不着马撒欢儿，听不见牲口叫，闻不到马粪味，算什么过日子？”
卢志民说：“那好吧，就依你们。买了拖拉机，先把地种上，咱再买马。过几天我就奔张家口。”
老社员这才转悲为喜。
过几天，卢志民果然亲自出马，奔张家口去了，扔下家里一大摊子火烧眉毛的事不管。
老社员都说：“小队长是好当家的。”
卢志民一下子牵回来八匹蒙古良种马。社员们都喜眉笑眼地围着看。看牙口，看耳朵，看腿看蹄子看骨架，如果老诗人杜甫此时在红嘴子，也挤在人堆里，定会诗兴大发，写出什么“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或者什么“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如果大画家徐悲鸿此时在红嘴子，也挤在人堆里，也定会画兴大发，展纸泼墨，给咱们留下新的《奔马图》。大家都夸小队长会买马，会选马，莫不是跟相马师傅伯乐的徒弟学过相马经的？
卢志民买来的马确实不坏，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使老社员们稍感不如意，那就是，无论怎样地调教，这群马仍是不会拉犁耕地，套上大板车，也不懂得号令后退前行、紧拉慢走。它们是真的骏马，是在开阔的原野上奔腾纵跃的骏马，不会慢腾腾地耕田。
趟地的活计由拖拉机代替了，运输的工作拖拉机干不了，这就想到了买汽车。好像要过车瘾似的，不买就不买，一买就来了实惠的，红嘴子小屯终日里马达轰鸣，笛声高唱，比以前光听见马叫牛哞热闹了许多。这一阵子总共买了四台大卡车，六部拖拉机，还有推土机和牵引车。
正好出现了张玉佳登广告的事。广告承诺外地客户来四平，厂家要接站。张玉佳窜弄卢志民给买辆吉普车。卢志民一时兴起，说：“大车是买，小车也是买。”顺手牵羊他真的买回来一辆吉普车。
风波就是由吉普车引起的。
那些年据说上边有规定，生产队不准养小汽车，不知道是否确实。
可能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上边一位领导同志就这件事给卢志民捎过一封信来，信里写道：“听说你要买吉普车，我想提醒你，并且请你听听我的意见，第一，不要买；第二，如已经买了，赶紧退掉；第三，你来，我要和你谈谈。”信末署名是“你的老同志”。
这封信的原件，也保存在红嘴档案室里。
卢志民知道召他去的是一位关心他、他也非常尊敬的老前辈，就去了。
“你干嘛非要做那些张扬事？”一见面，老同志就开门见山地说，“踏踏实实做点工作，比什么都强。我这是和你不外，才说这话，换了别人，我才不说，你犯错误又牵连不到我。”
“您教导的有道理，”卢志民说，“可我们买车，不是张扬，是工作需要。”
“你还工作需要，”老同志有点生气了，“我倒要洗耳恭听，看你怎么个需要法。”
“联系业务，开展服务，我们都得用车。”卢志民细细地摆理由，“就拿我们的制砖机来说，从打生产以来，一直畅销不衰，东到延吉，西到包头，北到满洲里，都有我们的客户。我们实行三包。作广告，广告词里就有，凡到红嘴子来买机器的，我们在四平火车站迎送。要是机器出了故障，我们还登门服务。这都要车。大车不方便，吉普车正好。客户看见我们的车，就会增强对我们的信任，如果赶个‘驴吉普’去接人，会给人什么印象？要说摆谱，也就这么点谱。”
“那——”老同志说，脸上的颜色就不好看，显然对卢志民长篇大套地摆理由不满意了，“那个吉普车，你坐不坐？你不坐我就服你。”
“我有时候也坐。”卢志民笑嘻嘻地说，“我是队长，我不坐谁敢坐？再者说了，我们办工业，不像以前种地，‘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差前差后，差不了大格。我们现在得抢时间，争分秒，国外资本家讲，时间就是金钱，工程早上马一天，早投产一天，就能早一天还上贷款，早赢一分利。外国资本家一分一秒都珍惜，有出租车不坐公共汽车，有飞机不坐火车，我总蹬个破自行车，耽误多少工夫？”
“行啦，行啦，”老同志不耐烦地说，“上边提出改革开放没几天，你就外国、外国的，跟人家混比起来了，你能比过人家？”
“我这哪是混比，”卢志民越发不服，他的犟劲上来了，“我听说那外国人一家一户都兴养车，有的一家养好几台车。我一个生产队，七、八百号人，就不如他？莫不是说，人发明了汽车，就是留给他外国人坐的，我们中国老百姓都是穷命，就总得‘出溜出溜’拿腿腿？”
“不是穷命，是革命！”老同志最是听不得人说外国比中国好，这时就激动起来，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一种革命精神。我1947年参加革命，到现在还没坐吉普车呢，我也没觉着低气。你不听我的话，愿意坐你坐去，有你后悔那天。”说完，转过身去，不理卢志民了。
卢志民只好走人。
关于红嘴子买车，也不都是一片反对声。省乡镇企业局的领导，四平市农工部的部长，都说：“人家花自己的钱，买车自己用，不需要别人批准，哪怕他们买飞机军舰呢。”
也有的说，买台运货车，大解放什么的，无可无不可，就是这小吉普子，是他们该用的吗？也不搬块豆饼照照。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牌号为20521的红嘴子吉普车离开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红嘴土路改造为柏油路——命名为红嘴路——是1984年的事），昂然驶入四平大街，立刻汇入到汹涌澎湃的车流之中，鸣声也如战号。
20521被截住了。
“下来！”一位着毛料中山装的干部同志，很有气势地睥睨着开车人，命令道。
开车人着装也不俗，也是毛料中山装，而且佩着质料考究、货真价实的宽边茶镜，当那镜片发出闪烁不定的光影时，人就很难判断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干部，是商业工作者，或者知识分子，但你想不到他是农民——农民得有一身土和尘，衣衫得不整，见到有气势的城里人得瑟瑟发抖。
“你是哪来的？”干部同志大声问，声调很粗豪。
“红嘴子二队的。”开车人答，声音平静，好像没听出人家的不礼貌。
“你是干什么的？”又问，依然居高临下。
“小队长。”他回答，只是在“小”字上加重了语气。
“知——道。”干部模样的城里人现出极不屑的神气，突然加重了语气，这就使他的话有点咄咄逼人，“你叫卢志民，是吧，谁叫你买小车的？”
“我们自己。”卢志民憋了半天，此时口气也不觉强硬起来。
“你够级别么？”干部同志显然被激怒了，大声说道，“你有资格坐小车么，啊？”
卢志民不买账，他一字一句，毫不示弱地说：“论级别可能我一辈子都不够，可能我一辈子都是农民——你说说，农民算什么级？农民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主人算什么级？”
卢志民在这里把自己这个具体的“人”同一个阶级和主人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对方不太好回答。工人阶级是国家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笼统而言，没有谁敢说冒犯农民阶级的言论，“农民不够坐小车”这样的话也难以启齿，那位干部一时语塞。
哼吃半天，他才想起一条理由，说：“你这是浪费能源。”
卢志民笑了，说：“我买汽油花钱，坐车纳税，是支援了国家财政呢。”说完，上车就走，还特意多按了两声喇叭。
干部同志在后边喊：“不许开了，要不，我摘你牌子。”
20521号小车在四平城里照开不误，有时到长春办事，卢志民也开车去。不仅如此，不久以后，他竟又买了一辆吉普车，紧接着就添了两辆上海轿子，卢志民和他的三个战友——刘洪义、张玉佳和卢宪臣等四位生产队级干部，每人一辆专车，招摇过市，屯子里农民有事，例如娶媳妇、看病什么的，也坐上去“噌噌”跑，外来联系业务的客人更是接来接去。有一回，来了几位加拿大朋友，原来以为坐的旅行社的车，后来听说车是早先穷得吃不上饭、娶不起太太的中国小屯自己买的，不仅大为感动，非要在小车前边照相，还笑着竖起大拇指头，叫“OK”！
红嘴子人不听话，气得市里的管理机关就发出文件，宣布对红嘴子车实行查封，听候处理。
红嘴子车像没接到通知似的，还是跑来跑去。不是藐视权威，是欲罢不能。一种秩序已经建立，一种程序已经运转，再停下来就要影响全局，他们只能顶风开车。
有关部门以为红嘴子人是故意拿豆包不当干粮，气的不行，就派人骑上摩托，呜呜地大街小巷跑，开展对红嘴子车的围追堵截，像电影里边警察抓小偷似的，前边飞车后边也飞车，追上了就摘牌子，缴车票子。
整这么几回，把卢志民惹烦了，他发誓要把吉普车一律换成轿车，而且要豪华型的。不久以后，他真的卖掉了吉普车和大上海，换上了一台皇冠超豪华和两台奥迪100。当时四平市内，没有几家有这么带劲的车。他要在世人面前抖一抖中国农民的威风，在城市面前长一长“屯老二”的豪气。中国不是要在本世纪末变成小康社会么？小康，小康，没有小车能叫小康么？
城里人为什么对我提前进入小康眼红？他想不通。想不通的时候，每每坐在车上，他就发出困惑的微笑。
我头一次上红嘴子，跟卢志民同坐一辆车，他就给我讲了上述因为提前进入小康社会招致围追堵截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说：“你在省城当作家，哪里知道下边稀奇古怪的事。比这可笑的事都有。”为了证实他所言非虚，他给我背诵了一段顺口溜，说的是在坐车问题上曾有过的中国官本位——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外在显形。道是：
生产队长驾脚蹬（自行车也）
大队书记嘣嘣嘣（手扶拖拉机也）
公社主任一三零（小货车也）
县委书记帆布蓬（吉普车也）
省市领导两头平（轿车也）
这里描绘的是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状况。该顺口溜的著作权属于不知名的民间文学家集体。以上严格规定不一定是哪个机关发布文件规定的，大概是约定俗成的，久而久之，就成了不成文的法规。法规虽不成文，也是要遵守的，否则就会遭致上级批评和舆论谴责。显而易见，按照上述规定，卢志民队长纵然豪气冲天，也只配骑自行车上下班，然而他大逆不道，擅自越过了好几个等级，而且大模大样，大摇大摆，不听忠告，不服管理。这简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嘛。卢志民，你不要忘了，中国乃是古老的文明礼仪之邦，何等样人可以做何等样事，何等样人可以享受何等待遇，是早就界定好了的，否则你就是犯了“僭越”罪。“僭越”你可懂啊？就是下级做了上级才可以做的事，低贱者做了高贵者才能做的事。你只配骑自行车，偏要坐帆布蓬和两头平，即为“僭越”。幸亏你出生稍晚，假如你生活在封建社会，这是杀头的罪名。庆幸吧，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你虽然遭到了冷嘲、热讽、批评、通报和围追堵截，并没把你咋样子吗？
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正是这种政策造成的形势，冲破了许多条条框框，把许多不合理变成了合理，不合法变成了合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得允许先富起来而不够级别的人坐小车。
我们上边讲的故事，已是陈年旧皇历。今天的有车族青年男女听起来，可能像听老祖母讲旧社会吃糠咽菜或者打土豪分田地那样云烟藐远。
他们会大叫道：哇噻！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