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翻砂炉热火朝天，张玉佳干劲十足。
事业发展，矛盾也接踵而至。
卢志民作为红嘴子发展蓝图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不仅要处理生产中的难题，还得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音，一天到晚忙得他茶饭无心，觉也睡不安稳。
他启用张玉佳，表现了他在事业发展之初，就把人才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予以考虑。他对外乡人张玉佳给予重用，又表现了领导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胸怀。他受到了赞扬，也招致了怨恨。怨言主要产生于本屯老住户中。他们不说张玉佳在专业方面比自己强，却埋怨他们的队长“胳膊肘往外拐”，是搞“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那一套。“啥工业副队长，关里来的小盲流”，说来说去，不为别的，就为张玉佳不是坐地户，强龙难压地头蛇。张玉佳是知识分子，人宽厚，讲究礼节，轻易不言声，这就让人觉得“软”，“囊”，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在我们古老的农村，这样的人生哲学真就显示了某些真理性。
张玉佳虽然很能身体力行，吃苦耐劳，工作中却不是那么顺手，他还不愿意说，怕分散了卢志民的精力。
卢志民何等聪明样人，能看不透这点事？他的办法是，你们越是不服老张，我越是信任他，支持他。他还在社员跟前讲：“谁要是觉着有本事没发挥出来，就自个儿提，队里保证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干事业，怕的不是能人多，是愁能人少。谁对集体有贡献，他就应该得到尊重，不管是先来的后到的，坐地户外来户。”
有一个小伙子，跟卢志民沾着亲戚，小伙子以为自己腰杆子粗，“是亲三分向”嘛，舞舞乍乍地跟张玉佳别着干，还讲了不受听话。事情反映到卢志民耳朵里，他就当众批评了那个小伙子，让他做检讨。
小伙子气得喊：“队长，你别忘了，我姓卢！”
卢志民说：“没忘，要不我怎么批评你这么狠呢！”他还给了那小伙子调离原工作岗位的处分。
红嘴子的事业后来大发展，本屯子人不够调配了，大量吸收了外地人，技术人员和工人，老的和少的，都有。外地人同样为红嘴子繁荣兴旺做出了贡献。坐地户和外来户基本做到了亲密无间，汗往一块流，劲往一处使，靠的什么？靠的就是这种公平团结政策，人不分内外，一律平等，因才施用，而不是唯亲是举。
卢志民的支持，是张玉佳得以施展才干的重要条件。他后来做到了公司副总经理、集团副总裁，直接分管庞大的机械总厂、后来是钢铁总厂，令行禁止，进退裕如，这种情况和他原来在那家农机厂里不受重用，只能当装卸工的遭遇，是怎样一种令人深思的对比呀。
在卢志民筹办和兴建铸造厂期间，还有来自上边的干扰，他针对这种干扰采取的措施，带有他个人成长阶段的鲜明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队办企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这种战略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为全党干部接受的。这需要时间。
卢志民所在公社的某些领导人可能没怎么用心学习全会文件，这也难怪，他们不像卢志民那样对这项决策有切肤的感受，所以不大在意。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三中全会前的状态，横竖看农民办工业不顺眼。
卢志民着手筹办工厂时，公社里个别领导人就很不自在地说：“卢志民那小子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平了大寨田，没跟他算账呢，这又新出彩，要整翻砂炉了。你看着，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扒了。”
这无疑是一种威胁，不光威胁，他真能干出来。我们现在回头听他的话，是会觉得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拨乱反正没拨到这一步，他有权，他又掌握着那种歪道理，扒掉炉子还算照顾你呢，他还能撤你的职，定个啥罪名是个啥罪名。那时候生产队的干部有句话：“中国农民不怕党中央书记，怕公社书记。”
但他们这套，在卢志民那儿不好使。
卢志民穷红了眼睛，好不容易党中央给指出了一条明路，千辛万苦办起了小厂子，一听有人要给扒掉，他那个莽撞劲儿就上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个破麦克风，又装个高音喇叭，在村子当央房顶上支起来，趁着晌午人齐，他就粗声大嗓地向全屯广播起来：“社员同志们请注意，我是卢志民，我有几句话，要跟大伙说。”
他那些社员一听队长亲自广播，又听他的口气严重，都吃一惊，正吃饭的扔下了筷子，正做饭的撂下了烧火棍，都仄楞起耳朵听他的下文，谁也闹不清发生了什么火上房的事。
就听见他们队长不是好声地说：“三中全会让我们农民富起来，老张领着大伙办了个厂子，公社看着不顺眼了。党中央都说能办，他说不能办，他比党中央都大。这不是欺负人是干什么？他们说，要派民兵来扒炉子，社员们，你们说，咱们能让不能让？”
一听是这么回事，谁不急眼才怪呢，就都应和着卢志民的大嗓门，屯子里一片声的嚷：“不能让，不能让……”还有敲盆子敲锅趁机起哄的，还有上纲上线的，跳脚骂：“这不是想叫我们吃二茬苦，遭二茬罪么！”好像控诉地主老财。
卢志民又广播说：“真要是有人来扒炉子，我就跟他们拚命，他不让咱们得好，我先拿二齿钩刨他们领头的脑袋，你们支持不扶持？”
这就更热闹了，屯子里一阵风地叫：“支持，支持，你刨带头的，我们刨后头的……”
好一阵子人仰马翻，鸡鸣狗叫，半天没得消停。
要是放到现在，或者稍后几年，碰见这样事，卢志民不会这么做，他会采取更理智、更符合政策、因此也更富有带头人风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时候不行，那时候他年轻，血气旺，他还没走出红嘴子那一方土地，视野有限。最重要的，是他无名，无名就没有负担，所以他锐气足，敢说敢讲，敢怒敢骂。他的做法可以商量，他保卫自己成果的意志令人感动。
红嘴子这么一闹，消息传了过去，公社领导听到一点荒信，先还不信，派人悄没声地过去哨探，回来说红嘴子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就打消了派民兵去实行扒炉子的革命行动。
“卢志民那小子，啥损事都能干出来。”领导说，甩了甩手。
这一场危机结束了，幸好没有造成流血冲突。卢志民有点得意洋洋，他以为是自己针锋相对，靠实力政策取得的胜利，其实这个事件的和平解决，完全是由于公社领导的大度宽宏，所谓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人家明智退让，光荣妥协，没有和你认真计较，人家要是认真了，也不一定有你的好果子吃。你说是党中央允许的，不假，可我这儿的土政策还没允许呢，我拿土政策治你，也叫你一溜跟头把式，半年缓不过气来。
卢志民不该得意，只能庆幸。
1979年在风风雨雨中过去了。虽有风雨，亦见收获；因有风雨，收获愈见珍贵。
这一年，张玉佳谨记队长的重托，不负众望，铸造厂产值达到7.2万元，超额一倍多完成了队长给的指标。刘洪义带领的包工队更是辛苦，挣回了5万元，加上农业这块的13万元，全年全队产值达25.2万元，比上年净增8.2万元，而为三中全会前一年的5倍。人均收入也从去年的180元，增加到290元。
这是一种算法，如果换一个角度，不难发现，这一年创造的价值中，农业生产这个盘子，托出来的只是全部收入的二分之一略强，工副业收入，仅比农业少8千元，占了全部产值的将近二分之一。农业投入比工副业、尤其比工业大得多。劳动力的投入之比也很可观 ：农业所占劳力为一百多人，工副业合计只有30来人。农业人员人均创造价值为1300元，工副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价值为4000元。
这笔经济账一算，人们眼界大开，大家看到，在农业基础上，适度发展工副业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潜力真大，效益真可观，这条道路确实是农村治穷致富之路。
当时，红嘴子实行的还是工分制，1979年的工分日值达到2.65元，为1977年的29.6倍。这是每个社员从自己的记分册上和红包里切实感觉到的。喜讯传出，外流在外讨生活的本地人纷纷赶回来，就是那些专业耍钱户也受不了诱惑，纷纷表示洗手不干，找到卢队长，要求给安排活计干，最好是上老张的厂子当工人，当不了工人的也愿意跟大家一块种地。生产队是社员的家，这个家曾经养活不起他的成员，他们感到失望，“在这地方待着还有个好，走人吧”，说走就走了，一点留恋都没有。现在他们看到了希望。有人说，中国农民最重实际，最讲实惠，不大肯听信花言巧语，有时候强迫他们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他们就哼儿哈儿地胡乱答应着做出一副傻相，宣传者见此，以为他们真的受了感召，蒙了点化，就愈加起劲地描绘天堂美景，公社风光，农民们的思维达不到这样的催眠高度，抬屁股走人了。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农民尽管纯朴，无文化，少想象力，却世世代代相信这样的哲学。不是从学校学来的，是耳提面命，从一辈又一辈先人那里承袭过来的。这是他们用得上、行得通的智慧，尽管是较低层次的智慧，然而它管用。
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昔日动不动就搞大兵团作战，搞突击，搞“献礼”，人海战术，蚁群打法，却种不好那一亩三分地。现在，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么种，活计不够干的了。张玉佳的工厂人满为患，不得不实行干四天休息一天的奇怪工作制。但谁也不想休息。
这就迫使卢队长要有新招法。
就是没有这种形势，他也不能满足于一个小小翻砂厂。
红嘴子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布局，早就在他心里。
红嘴子令中国和世界瞩目的明天，早就在他心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