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梦现——卢志民和“中国第一村民小组”》
第 四 章
红光照亮田野
2 1 、 难 忘 的 1 9 7 8 年
    公社曾经表示同意卢志民队长的想法:要大力整顿生产秩序。但是,当他真的实行整顿的时候,他们又吃了一惊。
    庄稼收割刚结束,卢志民就带人上山,把“大寨田”平掉了。
    “大寨田”修建在山坡上。山坡本来相当平缓,是成熟的耕地,牲畜上得去,人上得去,犁杖一趟就成垅,浇灌挑水都方便。费尽了人力物力,勉强搞成梯田,不伦不类,还浪费了土地。这是行政命令式指导生产生下的怪胎,卢志民早就看着不顺眼,社员们修建时就骂,这回平掉了,大家都喜欢。
    但当时中国还有“两个凡是”。“大寨道路”还被看作中国农民唯一的奋斗之路,“大寨人”仍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公社领导认为卢志民的做法,简直就是“破坏学大寨运动”。
    卢志民不理会。
    他说:“别人愿意怎么说,是他们的事,红嘴子就这么干。”
    这是他重新上任以后,干的头一件胆大妄为的事。老百姓讲话,人当了官胆子就变小了,官越大胆子越小。卢志民是反着来的,他不怕犯事。平完“大寨田”,他又搞起了包工责任制。
    包工包产,今天听起来不算回事了。1977年,党中央还没给刘少奇平反呢,刘少奇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其罪状之一叫做“三自一包”,“包”就是包工包产。卢志民搞的,跟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就是妄图复辟“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要丢官的。
    卢志民丢过一回官了,不怕再丢。他认准了只有这么干才行。
    他搞的还不是大包干。播种和收割还由生产队统一安排进行,中耕、锄草包给了个人,还有看青——粮食不够吃,庄稼一灌浆,就有人偷。偷回嫩棒子,回家一烀,又好吃又解饿,叫“啃青”。“啃青”对庄稼糟害大,一个人一顿能啃五六穗嫩棒子,要是等苞米长成了,碾成馇子或磨成面,一穗足够一个人吃的。看青的活费力不讨好,得罪人。也包到个人名下去,损失了由你赔。个人责任心增强了,偷的人也就不好意思为了自己的嘴让别人受损失。
    容易包的都包下去了,也有不好侍弄的,都不爱包。卢志民有绝招。
    该铲地了,他往地头上一站,喊:“谁干,谁干,铲一天地一块八,半天九毛,现钱交易,铲不合格的扣钱。”
    庄稼人难得见着现钱,又是一块八这么大数目,谁不见钱眼开,争着抢着上。
    这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事,要是再过几年,在红嘴子这块地方,大热天,铲豆子谷子这种活计,别说一块八,就是两块八,五块八,不见得有几个干的。现在在红嘴子,人们手里不缺钱用。退休的有劳保,不退休的开得更多,而且是八小时工作制,用不着像生产队那时候,“早晨三点半,中午嚼着饭,晚上摸黑干”。
    有人担心地问卢队长:“花钱雇人干活行吗?”
    卢队长反问:“咋不行?”
    要问他手里哪来那么多现钱,嘿嘿,那是外出打工赚的。
    刘洪义又被指派领着大车拉脚去了,这个“黑包工头子”,挨了批斗,还死不悔改——他要悔改了,社员零用钱就没了。
    以上几件事不算,卢志民在这一年还另有一项小举动,不为人们注意,在红嘴子发展史上却有特别意义。
    这就是小铁匠炉的开张。卢志民请来一位从辽宁过来的祖传铁匠师傅,让人拿砖坯搭了个小红炉,又找来个家里做饭用的风匣子,请铁匠师傅坐地开张,为本队挂个马掌,修个车轴什么的,有空了也打镰刀、沾锄板子,外人来买也卖一点。给铁匠师傅的工钱是一天两块,如果有盈余,每月还有几十块钱奖金。铁匠师傅挺高兴,干得很起劲,小红炉热烈红火,铁砧子上火星乱飞,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使这个小屯堡平添了一种热闹气氛。
    人们没把这台炉子当回事。多少年以后,人们反应过来,才明白原来那是卢志民搞的一项小小试验,是他准备在红嘴子大办工业的前奏曲。
    1978年,对红嘴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经过去年一秋一冬的调整,从春播开始,屯里人就叫足了劲儿。流散在外的人陆续回来了,耍钱弄鬼的收敛起来了,地种上了,该铲的时候有人铲,该趟的时候有人趟,秋后算账,全年产值达到17万元的创纪录数目,较之前一年提高了两倍还多。人均收入也由前一年的36元,猛增到180元。
    分红兑现那天,人们欢天喜地,互相祝贺,又向他们的队长表示敬意,不少人打了酒,割了肉,要请卢志民吃饭,有的人是和卢志民有过不愉快的。纯朴的农民,实心眼的农民,要用这样方式向他们的带头人表示心意。对于这样的好意,卢志民皆报之以诚恳的感谢。他的真诚的笑容打动着所有人的心。他们同生在这块土地上,祖祖辈辈在一起,手和手相搀扶,心和心相贴近,为过日子奔波,为建设新生活操劳,就算有过这样那样的磨擦,那多半也是外部的原因强加给他们的。归根结柢,只有他们,才是命运相同、同舟共济的乡亲。他们的欢乐是共有的。
    这伟大的1978年,对中国来说,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年头,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势将极大地造福中国人民,同时给世界以巨大影响。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到红嘴子的时候,卢志民立刻敏锐地认识到,他多年来一直如大旱之望虹霓般盼望着的时机来到了。
    公报庄严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说,我们要和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左”的路线划清界限了。
    这是我们党总结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以后,带给中国人民的福音。
    卢志民尤其对公报中提出把“积极发展社队工副业”作为振兴和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一段感到极大的兴趣,这和他内心蓄积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党的公报提出这一条,实际上是把一把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交给了农民。这是一项具有极其深刻的战略意义的决策,它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视野,把他们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祖祖辈辈无法解脱的单纯土地羁绊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看到,青纱帐外别有洞天,只有大胆走上农工副(后来又加上了商)全面发展的道路,才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崭新的农村将从这里诞生。
    中国新一代农民将在这里出现。
    好一个卢志民,尽管屡经磨难,难得的是,他没有丧失信心,他执拗地期待着,就像一匹年轻刚勇、膂力充足、血脉旺盛的骏马期待着驰骋原野、飞越关山的日子,他一旦等到了时机他就绝不会错过时机。
    他将要一展宏图。
    从此以后将是红嘴子山河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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